王家乙：從秧歌劇演員到“金花之父”

　　“而立之年，父親登上銀幕，主演了第一部故事片《橋》；不惑之年，父親拍攝出反映新中國‘人美、情美、歌美、風光美’的《五朵金花》；花甲之年，父親依然用那雙善于發(fā)現(xiàn)細節(jié)與美的眼睛，通過電影《小字輩》，贊美朝氣蓬勃、昂揚向上的年輕人……”電話那頭，在女兒王曉蓮的娓娓道來中，其父王家乙璀璨輝煌的一生緩緩拉開帷幕。

　　走出南京，奔向延安，延河水澆灌了王家乙的藝術根脈；黃土地上，寶塔山下，秧歌劇激發(fā)了王家乙的藝術靈感。正如《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南京圖書館館長、教授陳軍所說：“他曾在革命圣地延安留下膾炙人口的作品，并成為新中國電影發(fā)展旅程中重要的電影藝術家。”

王家乙生活照

　　滿腔熱血，棄醫(yī)從文奔赴延安

　　王家乙的藝術高樓，在延安打下根基。

　　王家乙1919年出生于南京市秦淮區(qū)木匠營1號，就讀于南京馬道街小學，高中先后念過首都中區(qū)實驗中學（現(xiàn)為南京市第一中學）與揚州震旦中學，再后來考入上海震旦大學醫(yī)學院。

　　學醫(yī)的王家乙，為何會走上文藝之路？這就不得不提起王家乙的兄長——王逸。王家乙在自傳中寫道：“1937年淞滬會戰(zhàn)爆發(fā)，激起全國民眾的抗日熱情，四哥帶我參加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劇八隊，1938年轉(zhuǎn)到武漢抗敵演劇二隊。”

　　在武漢時期，王家乙與一些同樣抱有抗戰(zhàn)熱情的青年來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在眾人表達了想去延安的愿望之后，周恩來覺得時機尚未成熟，建議他們留在武漢做好抗戰(zhàn)宣傳工作。1939年底，王家乙去往重慶，在北碚的育才學校戲劇系任教。也正是在重慶，王家乙的命運齒輪發(fā)生了轉(zhuǎn)動。

　　“1940年秋，大后方白色恐怖加劇，周恩來到訪育才學校，召集戲劇系的一部分教師，向他們說明了當時的敵情動態(tài)，并告知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損失，打算把一部分同志撤回延安。除了父親，當時在座的還有章泯、舒強、張水華、沙蒙等十多人。”王曉蓮邊翻閱王家乙遺留的資料邊說道。

　　王家乙經(jīng)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到達延安，被分配到魯藝實驗劇團任演員，先后參演話劇《帶槍的人》《海濱漁夫》，秧歌劇《劉二起家》《“二流子”轉(zhuǎn)變》等。王曉蓮回憶：“父親在魯藝秧歌隊演出時，起初是表演扭大秧歌，漸漸地圍觀的人多起來，他們就在觀眾圈里演起了秧歌劇。”

　　《延安文藝大事編年》記錄了當時秧歌劇演出的熱烈反響，書中寫道：“毛澤東連連點頭，微笑，對朱德等說：‘這還像個為工農(nóng)兵服務的樣子，方向?qū)α耍銈冇X得怎樣？’朱德說：‘不錯，今年的節(jié)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藝創(chuàng)作，就是要密切結(jié)合政治運動和生產(chǎn)斗爭啊！’”

　　由于秧歌劇的火熱，周恩來從延安返重慶時，特意將秧歌劇帶到新華日報社。“周恩來組織延安來的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辦事處、新華日報社工作的同志，在‘周公館’的過道里，演出小型歌劇。接著又在新華日報社的空場上和紅巖八路軍辦事處的草地上，舉行兩次大規(guī)模的秧歌演出，招待國統(tǒng)區(qū)文藝界人士。”

　　演出不僅讓王家乙收獲了認可與好評，也給他的人生帶來了一段浪漫的邂逅。“在排演話劇《帶槍的人》的過程中，父親與母親林白因一把燙頭的火鉗結(jié)緣，并于1942年12月30日在延安魯藝教堂結(jié)婚。母親也是魯藝實驗劇團的演員，黨的七大會議期間，她在延安飾演歌劇《白毛女》中的喜兒，是中國文藝史上首個‘白毛女’。父親則在劇中飾演黃世仁的賬房先生穆仁智。”談及這段往事，王曉蓮不禁笑了起來。

1957年電影《風箏》的中方導演王家乙（左）與法方導演羅吉·比果

王家乙與夫人林白抱著女兒今今在延安

　　從12朵到5朵，“金花”經(jīng)典永駐

　　延安的演員經(jīng)歷為王家乙積攢了豐厚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據(jù)陳軍介紹，1949年，王家乙在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中飾演工人老梁，并在后來陸續(xù)編導了一系列優(yōu)秀的影視作品，如《高歌猛進》《金玉姬》《五朵金花》等影片。

　　《江南時報》“江南文脈”專版顧問、文史作家徐廷華對王家乙頗有研究，他表示：“王家乙所導演的作品，多以少數(shù)民族生活為題材，熱情謳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爭和幸福生活。可以說，王家乙是最早將少數(shù)民族生活成功搬上銀幕的藝術家之一。”

　　誠然，《五朵金花》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片在全國公映后，大放異彩，成為時代經(jīng)典之作。“金花”成為模范的代名詞，云南大理的美麗風光也透過銀幕長卷，讓觀眾心馳神往、充滿遐想。

　　“事實上，除了一些蒼山、洱海和三月街等空鏡頭是在云南取的景，觀眾在影片中看到的三月街場景和賽馬比賽等鏡頭，都是劇組在吉林省通化地區(qū)的四道溝拍攝完成的。而美麗的蝴蝶泉，是由該劇美術師設計并在長春電影制片廠攝影棚內(nèi)完成的。”王曉蓮介紹了《五朵金花》的取景內(nèi)情，“當時，由于拍攝時間緊，又遇上雨季，絕大部分鏡頭只能改在吉林省通化和長影攝影棚內(nèi)解決。”

　　其實，《五朵金花》不僅取景有故事，片名本身也很值得一說。王家乙曾在回憶《五朵金花》創(chuàng)作經(jīng)歷時提到，拍攝前，時任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提出，這部影片要反映當代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要輕松愉快地給人以美的感受。接受任務后，王家乙立即到云南與作家趙季康、王公浦見面。在《電影文學》雜志記載的《王家乙導演談影片〈五朵金花〉創(chuàng)作》中，他寫道：“一開始我們寫了12朵‘金花’，后來又壓縮到7朵、5朵‘金花’，可謂編得天花亂墜。”

　　《五朵金花》中插曲很多且各具特色，為了使歌曲在處理上保持民族特色的歌唱因素，王家乙特邀作曲家雷振邦為《五朵金花》作曲，并對演員提出具體要求。“父親說歌唱要生活化，自然、樸實，不能帶有表演的痕跡。開拍之前，父親經(jīng)常會召集演員們來家里，感受和欣賞音樂，增強他們的感染力。”王曉蓮說自己當時年紀雖小，但記憶中，她經(jīng)常會站在門口看父親給演員講戲。

王家乙與幾位“金花”和“爺爺”的照片

《五朵金花》工作照：王家乙正在給“金花”和“爺爺”講戲

　　心系家國，藝術當隨時代而歌

　　《五朵金花》一上映即引發(fā)國內(nèi)外轟動，先后在46個國家公映，創(chuàng)造了國產(chǎn)電影在國外發(fā)行的新紀錄。1960年3月13日，《新華日報》刊登了該片在國際上獲獎的消息，報道稱：“中國影片獲得了最佳演員和導演獎……‘五朵金花’的導演王家乙獲得了最佳導演獎。他們都被授予銀鷹獎章。”

　　經(jīng)典源自生活，藝術植根人民。“愛他們、愛他們生活的社會。”這正是《五朵金花》強調(diào)的主題思想。1959年，周恩來在北京新片展覽月的招待會上，對該片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們的電影已經(jīng)開始創(chuàng)作一種能反映偉大時代的新風格……一種革命的現(xiàn)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jié)合的新風格。”

　　《五朵金花》是新中國影壇中綻放出的一朵奇葩，是當代電影人念念不忘的標桿。江蘇省電影家協(xié)會理論與評論委員會副主任余泳認為，《五朵金花》雖然拍攝于60多年前，但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給今天“新主流電影”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許多富有啟迪性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地域色彩的選擇和民族風情的表達也給中國電影帶來了創(chuàng)新塑造模板。

　　除了導演《五朵金花》外，1957年，王家乙還執(zhí)導了中法合拍電影《風箏》，該片先后在第十一屆捷克斯洛伐克卡羅維發(fā)利國際電影節(jié)和第十九屆意大利威尼斯國際電影節(jié)上獲獎。陳軍說：“《風箏》作為新中國第一部中外合作拍攝的影片，在中國影視發(fā)展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風箏》推動了中法兩國人民的友誼，并為中法建交起到促進作用。1973年9月，法國總統(tǒng)喬治·蓬皮杜成為第一位訪問新中國的西方首腦。他在訪華后曾明確表示，“藝術和電影實際上推動了外交，我們的電影《風箏》已經(jīng)15年了，它在中法兩國之間建立起深刻的人文交流。”

　　為時代立像，為人民放歌，為民族鑄魂。時至今日，王家乙導演的多部影片依舊為民眾所喜愛，余泳感慨：“無論是延安時期，還是后來的導演經(jīng)歷，‘文藝為人民’是王家乙始終秉承的創(chuàng)作理念。這也給我們當代人以啟示，作為文藝工作者，應當深入生活、體驗生活，了解人民群眾，最終反映現(xiàn)實生活。”

1960年3月13日《新華日報》

1961年11月9日《新華日報》

　　（江南時報記者 楊爽）

（除《新華日報》版面圖，其余照片均由王曉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