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彥直與廣州中山堂

□ 周學鷹 達志翔 馬曉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

　　此時的廣東革命政府作為中國國民黨的根據地和大本營，積極籌備追悼、紀念孫中山先生的活動，提出“以偉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紀念”。

　　1925年3月2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募捐五十萬，為大元帥建紀念堂圖書館；次日，《民國日報》即披露該消息；31日，《廣州民國日報》進一步稱：“擬募集五十萬元，建筑一規模宏大之孫中山紀念堂及圖書館，以紀念元勛。”

　　4月12日，孫中山先生逝世周月之際，哀典籌備會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共同組織召開了規模空前、隆重莊嚴的孫中山先生追悼大會，與會者超過二十萬。后經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議決，選址于西瓜園建孫中山紀念堂、圖書館，至此，建堂動議正式上升為官方決議。

紀念堂正面橫向局部及孫中山銅像  攝影：劉錦標

紀念堂近景俯視  廣州中山堂管理處提供

　　呂彥直奪標經過

　　成立委員會。1926年6月，正值懸賞征求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期間，國民黨元老鄧澤如向國民黨中央黨部提議，請派專員籌辦中山紀念堂、紀念碑建筑事宜。中央黨部及時采納，派出鄧澤如、張靜江、譚延闿、宋子文、孫科、陳樹人、金曾澄等7人，作為中央黨部特派的籌備委員，成立“孫中山先生廣州紀念堂籌備委員會”（有時又稱“廣州中山紀念堂籌備委員會”或“總理紀念堂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籌備委員會”）。

　　此后不同時期，該籌備委員會成員幾經變動。不同時期的籌備委員會，分別擔當、完成了不同階段的籌備工作。譬如，1926年6月的籌備委員會，主要負責并完成廣州紀念堂圖案的懸賞征求、評判工作，并申請國民政府的財政撥款。1927年5月中央黨部加派李濟深、古應芬、林云陔、黃隆生（兼司庫）等人后，則審查了呂彥直寄來的詳細圖樣并與黃檀甫（呂彥直全權代表）商談建筑事宜、處理收割民房一案。1928年2月，臨近動工，政治分會加派吳鐵城、楊西巖后，則主要處理收割民房的搬遷、紀念堂與紀念碑建設等事項。

　　實際上，從建堂動議到征求方案，再到建設施工，以至運行管理，各個階段均有負責理事的委員會成立，正所謂“茲事體大，種種事務需人主理”。各相關委員會對于推動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從動議到成為方案，從圖紙到成為實物，以至發揮以“以偉大之建筑，作永久之紀念”的作用，均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懸賞征求紀念碑圖案。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于4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共同提出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謹以至誠接受總理遺囑并努力以履行之”案，全場與會人員一致無異議通過。并且，大會主席團議決，在粵秀山頂，建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將總理遺囑及大會接受案全文，刻在碑上，以垂永久。

　　5日上午，與會代表180余人前往粵秀山，舉行奠基禮。奠基禮畢，隨即著手懸賞征求紀念碑圖案。

　　1月6日至9日，《廣州民國日報》連續四天刊登《國民政府懸賞征求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紀念碑圖案》。值得注意的是，僅僅一天之隔，“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已改稱“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紀念碑”。征求方案刊布后，應征、評判在一月內完成，2月9日，評選結果也已見報。

　　需要說明的是，這次懸賞征求的僅是紀念碑圖案，并非后來懸賞征求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二者雖僅相隔半月，但不可混淆。另外，此次獲首獎的楊錫宗方案最終并未實施，因為僅僅半個月后，一個“前堂后碑”的方案被提了出來。

　　懸賞征求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1926年2月23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懸賞征求建筑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

　　這份公開懸賞圖案的布告中明確指出，征求的是位于舊總統府址的紀念堂和位于粵秀山頂的紀念碑圖案，且“堂與紀念碑兩大建筑物之間，須有精神上之聯絡，使互相表現其美觀”。換言之，這次征求的是一份“前堂后碑”的建筑群方案。

　　另外，從3月5日開始，報紙上刊登的《懸賞征求建筑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在結尾處增加了“附記”：“報名在廣州國民政府秘書處。上海北京另設有報名處所。建筑孫總理紀念堂委員會設在廣州國民政府秘書處內。”由此可知，此次征求設計方案，在廣州、上海、北京均設有報名處，而“建筑孫總理紀念堂委員會”設在廣州國民政府秘書處內。

　　根據要求，此次應征圖案期限自登報之日起至1926年6月15日止，但實際的截止日期遲至8月下旬，且圖案比例尺也有所調整。

　　時間的放寬和比例尺的優化，給了建筑師更加從容設計的條件。呂彥直此時剛剛完成中山陵工程詳圖的設計與制作，并在此期間因過度勞累而病倒，無法出席孫中山逝世周年之際舉行的中山陵奠基典禮。但在《懸賞征求建筑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刊布后，呂毅然抱病應征，再次投入到緊張的設計創作中。

　　根據《懸賞征求建筑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要求，呂彥直本次應征提交的圖案共包括八張圖：總平面圖、紀念堂平面圖、紀念堂正立面圖、紀念堂側立面圖、紀念堂剖面圖、紀念堂透視圖、紀念碑平面及立面圖、紀念堂及紀念碑整體透視圖。另外，根據要求，“一切應征圖案須注明應征者之暗號”，呂彥直提交的應征圖案均在右下角附有暗號——為“□”內加一“中”字。

　　評比經過與結果。1926年8月26日，《廣州民國日報》刊登《中山先生紀念堂圖案定期評判》，該消息透露：8月26日至30日將征集的26份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陳列于國民政府大客廳內，由評判員評判。而評判員由中國舊派畫家溫其球、姚禮修，新派畫家高劍父、高奇峰，西洋畫家馮鋼伯、陳丘山，建筑家林逸民、陳耀祖等八人組成，且設評判規則九條。翌日，《廣州民國日報》即登載了詳細的《中山先生紀念堂圖案評判規則》。

　　次日，《廣州民國日報》即以《總理紀念堂圖案之結果》為題，披露了本次評選的最終結果：

孫中山先生廣州紀念堂籌備委員會披露

　　此次懸賞征求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共計收到應征方案26份，其中，呂彥直所應征圖案為“純中國建筑式，能保存中國的美術最為特色”，因而被評為首獎。而此次獲獎距離在中山陵設計競賽中奪魁恰好一年。一年內兩奪兩大國家工程之頭獎，呂彥直以其獨具的設計意匠和高超的設計水平征服了評委，亦驚詫了國人，一時聲名鵲起。

紀念碑正面  攝影：劉錦標

南門樓  廣州中山堂管理處提供

　　中軸線單體建筑意匠

　　與南京中山陵為孫中山先生陵寢所必須營造出莊嚴肅穆氛圍有別，廣州中山紀念堂（碑）主要是為民眾大型集會之用，以緬懷孫中山先生，或舉行其他重要活動等。因此，其需要營造出某些程度上活潑、親民的氛圍。因此，紀念堂中軸線上的各單體建筑造型、色彩、細部構造等必然要切合此群眾性功能所需。目前，中軸線上建筑分別為南門樓（門亭）、紀念堂加后面小山上的紀念碑。

　　南門樓（門亭）：面闊三間、進深一間；中間單檐歇山頂，兩側廡殿頂與中間山墻交合在一起，據此實際上應屬三個亭式建筑的組合體。中間亭式建筑完整，平面前、后（南、北）均凸出，形體高大，單檐歇山頂。正脊兩端脊飾，仍然與中山陵一致，外高內低，神似傳統官式鴟吻，通體琉璃，上施回紋。四條垂脊吞口與之做法一致，惟體量較小。值得提出的是，與中山陵陵門、碑亭與祭堂戧脊上排列的抽象式仙人走獸有所不同，南門樓戧脊上示意出的仙人走獸更為簡潔。

　　南門樓兩側附屬建筑較低，為不完整的單檐廡殿頂，采用藍色琉璃瓦與中山陵青色琉璃瓦色彩亦有別。

　　值得注意的是，三個屋檐下均為具象設計手法：采用鋼筋混凝土全然仿木構做法，逼真模擬出方椽、飛子，大角梁、子角梁，三踩（彩）栱、桁檁等，平板枋、大額枋一起出頭為霸王拳。尤其是，屋檐下此處的所有仿木構件均通體遍施旋子彩畫，一絲不茍；僅彩畫枋心部位緣道里面統一簡化為紅色刷色，缺少紋樣而已。

　　墻身上部外貼土黃色貼面磚，正面三個白色石質券洞壸門，門券石均做出火焰尖。明間正、背兩面門券石上，均有綬帶雕飾；東、西兩側壸門正背面均無雕飾，很好地表達出“以中為貴”的思想。

　　墻身下部為須彌基座，上、下枋之間分別為仰覆蓮瓣，束腰陡板上雕飾角柱、綬帶等，其雕飾比起中山陵單體建筑相同部位要豐富得多，甚或可與祭堂大門兩側的雕飾媲美。

　　因此，南門樓色彩頗為豐富：藍色屋頂、仿木構件及其彩畫、淺白色石質壸門、土黃色貼面磚墻、淺白色石質須彌基座等，營造出富麗堂皇的視覺效果，端莊而又不失活潑。惟透過門洞中窺見的孫中山先生銅像及其后體量巨大的紀念堂，可點明其建筑屬性。

　　紀念堂：組合建筑，從南北主軸正向看，整體屋頂與傳統重檐三滴水屋頂類同：上為八角攢尖頂，下為重檐歇山頂。屋頂、檐下斗栱、墻身門窗及大紅立柱等，無一不昭示出建筑整體更為明顯的仿木構特征。

　　上部八角攢尖頂：八條藍色垂脊交于白色寶頂之下，垂脊吞口及其下的仙人走獸做法與南門樓相似，惟規格、體量更大。其檐下做出方椽、有飛子；大角梁、子角梁，子角梁下掛鐘形八角銅鈴。相比較南門樓而言，斗栱確實要簡潔不少，類似為鋼筋混凝土做出的斗口跳（但是出兩跳，五踩，此出跳做法與中山陵祭堂做法類似），其上為方形挑檐檁直接承檐（此處比中山陵祭堂簡化不少）。平板枋、大額枋、小額枋；平板枋、大額枋出頭為霸王拳；每一開間仿木構立柱上相應部位，均凸出有一樣的霸王拳，其下再有類似垂蓮吊柱裝飾；大小額枋之間有蜀（間）柱，等分為五份，嵌入彩色馬賽克，拼合成菱形圖案。惟所有仿木構件均遍施彩畫（斗栱類似傳統的土朱刷飾，挑檐檁為淡粉綠色）。紅色立柱與窗戶之間，均有土黃色貼面磚隔墻，紅色開窗。

　　其次，下部南北主要中軸線上的前后正背面，與東西向次軸方向上的屋頂做法有別。雖然都是歇山頂，但南北主軸為重檐歇山頂，明顯屋頂更高大、相對更完整；東西次軸為單檐歇山頂，中有歇山山面朝前（類似十字脊做法），相對比較低矮、屋頂僅為一半。因此，中軸線（即南北）方向的正背面為主、次軸（即東西）方向的立面為次，重要性、等級不同。

　　先討論中軸線上南立面（北立面與此同）。重檐卷棚歇山頂，上檐卷棚無正脊。上檐垂脊、戧脊，下檐戧脊脊飾與南門樓類同。其上、下屋檐做法與上部八角攢尖頂有別，主要在于仿木構更為具象，尤其是斗栱。上、下檐均做出方椽、飛椽；大角梁、子角梁，子角梁下掛鐘形八角銅鈴；出兩跳五踩栱，支承挑檐檁，挑檐檁上直接承檐，與門亭做法同。斗栱下為平板枋、大額枋（無小額枋），平板枋與大額枋一起出頭為霸王拳；大額枋下為雀替、丁頭栱。八根大紅廊柱劃分出七開間，明間最寬，東西各兩次間稍窄，最邊側各一稍間又窄。所有仿木構件滿布彩畫，白色石質柱礎。水刷石須彌基座做法簡潔，僅模擬出上下枋及其間束腰，無任何裝飾紋樣。

　　紀念堂南北廊檐下的平棊天花與其室內相同，施簡化的彩畫，頂板僅刷色。紀念堂內部欄桿、包鼓石，甚或樓座欄桿，吊頂井口垂蓮吊柱等，與木構古建相關做法雷同。

　　紀念堂次軸東西立面無廊，立面做法與南北向廊內相同（兩側稍間土黃色貼面磚墻身，中間五開間上、下兩層落地式門窗），單檐歇山頂。在上部墻身上，用藍色琉璃磚貼出示意性正脊，卷棚歇山山面朝前。其余屋頂、檐下、斗栱、平板枋、大額枋做法與中軸線上的正背面相同，惟大額枋下無雀替、丁頭栱，做法簡化，似以簡潔做法寓意相應降低重要性。

　　據此，紀念堂仿木構程度較高。其藍色琉璃瓦頂、檐下青綠彩畫、土黃色貼面磚墻身、大紅立柱、白色柱礎石、紅色格子門窗及下部的淺白色水刷石須彌基座等，色彩富麗、雕梁畫棟，整體莊重典雅又頗為親民。

　　從建筑設計角度而言，采用鋼筋混凝土建造如此巨大體量的紀念堂，整體尺度把握、各部分比例與仿木構細部等竟毫無違和之感，足以表明設計者呂彥直具有深厚的建筑學修為。

　　紀念碑：碑身正方形，曲線形收分；頂為坡度較緩的四面坡頂；下為更大的前后凸出的方形基座，通體淺灰色（總理遺囑鎦金）。其上部碑體造型或由西式方尖碑而來，我國傳統建筑未見。但是，其基座壸門、上部欄桿、門窗及其他細部裝飾紋樣等，多用我國傳統元素。基座欄桿下部的一圈羊頭雕刻，或為切合廣州“羊城”之故。

　　具體而言，紀念碑壸門做出火焰尖，半圓形門額雕刻綬帶；大紅板門表面上部裝飾六方木格（擬“三交六椀”格子）、下部擬出夾堂（紋飾類交角如意頭）、裙板（紋飾類柿蒂紋一瓣）。基座頂部欄桿，望柱之間的欄板將傳統桪杖與欄板合一，中留出兩個45゜斜置上的方形孔洞。欄板雕刻圖案由傳統官式寶瓶、云栱變形而得。基座上部疊澀出挑，羊頭之間為回紋裝飾的石板。

　　由于紀念碑碑體高大，加以佇立山頂，越顯挺拔。碑身通體淺色，惟紅色門扇奪目，其上總理遺囑的鎦金熠熠生輝。它與山下的紀念堂有機組合，進一步提升紀念堂的空間氛圍。

紀念堂及紀念碑整體效果圖  黃建德 提供

紀念堂正立面效果圖  黃建德 提供

紀念碑效果圖  黃建德 提供

　　小結

　　廣州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是呂彥直的另一件曠世代表作品，常與中山陵并稱為呂彥直設計作品的雙璧。然而，前者引起的關注和產生的影響似乎遠不及后者。鑒于此，我們粗粗利用民國時期相關文獻與圖檔，結合黃檀甫后人保存下來的有關資料，對廣州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從建設動議到征求方案、再到落成的紀念堂（碑）現狀，逐一簡析紀念堂（碑）中軸線上的三個主要單體。借以觀察呂彥直抱病應征，再次奪魁的偉大壯舉。

　　因篇幅關系，我們略去了呂彥直及其繼任者黃檀甫、李錦沛他們在監造中山紀念堂及紀念碑過程的考察，尤其對建設過程中因移動堂址而征用民房及招致的民怨、關于紀念碑升降機和基石的方案選擇及紀念堂松木樁地基之爭等。實際上，從中不僅可以窺探出呂彥直及其領導的彥記建筑事務所對廣州中山紀念堂（碑）項目的投入，還能體會到工程的曲折及呂彥直監工所面臨的復雜局面。不過，同樣憑借呂彥直高標準、高要求和一絲不茍的態度，摯友黃檀甫、繼任建筑師李錦沛等的鍥而不舍，多重困難最終均得到妥善解決，并成就了這一中國近現代建筑史上的又一經典。

　　中山堂中軸線上的各主要單體建筑南門樓、紀念堂及紀念碑等，汲取傳統，而又中西合璧。與中山陵各單體建筑是為紀念孫中山先生而來不同，中山紀念堂各單體建筑則親民得多，進一步佐證了呂彥直建筑設計技藝之超凡脫俗。其整體造型豐富、仿木構細部眾多、色彩繁麗豐富，大氣雍容而又適度可人，體現出呂彥直先生對不同類型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與精準把握，足堪典范，啟發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