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風駘蕩，桃紅柳綠，谷雨將至，甲辰年的讀書節又要來到了。想起趙宋時期的理學先聲胡瑗，這位并不顯赫卻影響深遠的一位人物。

　　多次去泰州、到如皋，會聽人說起胡瑗，并沒有太在意。宋史很熱，多說蘇東坡、王安石、歐陽修，也多說二程、張載、朱熹，甚至還有辛棄疾、陸游、李清照等，但對于胡瑗，安定先生，也就知道一個大概，對他并無太多了解。去年，到如皋，參加與沙元炳有關的一個活動，遇到導演夏駿，他說，今年是胡瑗誕辰1030年，繼《沙元炳》之后，他要拍與胡瑗有關的專題紀錄片，這倒讓我注意起胡瑗這個人物來了。在如皋，多知冒辟疆與水繪園，而這里還有安定廣場、安定小學，都與胡瑗有關呢。

　　且來說說胡瑗。胡瑗，字翼之，公元993年（淳化四年），1031年前，出生于淮南東路泰州如皋縣寧海鄉胡家莊一官吏家庭，后遷居如城嚴家灣。胡瑗祖籍今陜西子長縣安定堡，一說甘肅鎮原縣，西漢時屬安定郡。其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曹魏車騎將軍。胡瑗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參軍時，舉家隨遷，自其父胡訥任寧海軍節度推官后，因俸祿較少，“家貧無以自給”。所謂推官這一官名，李唐始置，節度使、觀察使、團練使、防御使、采訪處置使下皆設一員，位次于判官、掌書記，掌推勾獄訟之事。趙宋時三司下各部每部設一員，主管各案公事。開封府所屬設左、右廳，每廳推官各一員，分日輪流審判案件。臨安府設節度推官、觀察推官各一員。諸州幕職中亦有節度、觀察推官，品秩為從六品或正七品。

　　胡瑗自幼聰穎好學，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其父胡訥愛子心切，不無自豪地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雖家境衰微，卻志向遠大，常以圣賢自任。他20歲游學于山東泰山，與孫復、石介等人在棲真觀求學深造。胡瑗十載不歸，食不甘味，宿不安席，潛心研習圣賢經典。傳他為避免心志受到干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

　　1024年，年過而立的胡瑗別齊魯而南歸。然他7次應考，皆不中。1032年春，胡瑗在40歲不惑之年痛下決心放棄科舉，返回泰州，在華佗廟旁經武祠創辦一所書院，并以祖籍安定為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胡瑗應范仲淹之邀過長江到蘇州講授儒家經術，范送自己的兒子范純佑拜其為師。胡瑗主講郡學，別開生面，成為蘇州各地學府楷模。

　　1036年，經范仲淹引薦，胡瑗以布衣之身，與知杭州的音樂家阮逸同赴開封接受推進雅樂改進的宋仁宗召見，并奉命參定聲律，制作鐘磬。其間，他合乎古禮的文雅舉止深得仁宗贊賞，事成之后，他被破例提拔為校書郎官。

　　1040年，年近半百的胡瑗隨鎮守延州的范仲淹到陜西，被舉薦為丹州軍事推官。此間，胡瑗撰《武學規矩》一書。

　　1041年，胡瑗調密州任觀察推官，時因父親去世而辭官回家奔喪丁憂。他復出后改任保寧節度推官。不久，胡瑗應湖州太守滕宗諒之邀，到湖州州學任主講教授，以致“四方之士云集受業”。其間，胡瑗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創立“湖學”。

　　1044年，慶歷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取胡瑗教學法，撰為《學政條約》，頒行全國，興辦中央太學。

　　1050年，朝廷再次更定雅樂，仍詔胡瑗與阮逸進京主持，并在司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時間完成，此間兩人還合作撰就三卷《皇祐新樂圖記》。

　　1052年，年近花甲的胡瑗升國子監直講，主持太學。胡瑗任教期間，因學識淵博且教學得法，備受學生歡迎與敬重，據說，當時朝中半數官員出自門下。

　　1056年，胡瑗晉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閣侍講。1058年，經宋仁宗欽準，胡瑗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志康任所療養。胡瑗臨行前，轟動京城，相送者“百里不絕”。

　　1059年6月，嘉祐四年，胡瑗病逝于杭州，謚“文昭”，葬于浙江烏程何山，其幼子胡志正攜帶其衣冠歸葬于如皋安定鄉。

　　胡瑗先后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受教育者不下數千人，其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概而言之，胡瑗大致有以下若干方面的貢獻。

　　趙宋之初，教化不興，風俗澆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士，“茍趨祿利”，且各地又無學校。胡瑗認為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他在《松滋縣學記》中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胡瑗闡述“師儒”“興校”的重要性：“學校之興，莫過于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當時的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他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使人才“繼踵而出”“正以民心”。

　　胡瑗強調教育要明體達用。他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圣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胡瑗為貫徹“明體達用”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創分齋教學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入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這種大膽嘗試，使學生既能領悟圣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于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于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于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于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于水利的劉彝等。

　　胡瑗親手制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如“寄宿制”，1056年，胡瑗與孫復主持太學，他們為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過集體生活，請求有關部門放寬火禁，實行“寄宿制”。每晚由師生輪流值班，督促火燭小心。同時規定學生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時間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寢以鳴鼓為號，進出校門必須請假，平時也不準隨意會客和離校。這種寄宿生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延伸到州、縣之學，且日臻完備。如學校作息規定：一般上午講解經義，課后復讀500遍；下午講解歷史，復讀100遍；晚上講解子書，復讀300遍。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注意言傳身教，并規定師生之間的禮節，“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決不稍懈。規章明、要求嚴，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胡瑗的教學規章，堪與朱熹所訂《白鹿洞學規》前后輝映，同是中國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

　　胡瑗強調學生全面發展，注重社會實踐，倡導知行合一。他要求學生要適當參加體育鍛煉，要學會“射箭”“投壺”和其他各項游樂活動。他也注重音樂教育，用音樂陶冶學生的精神情操。在各種考試之后，他常與學生們會于“肯善堂”歌詩奏樂，至夜始散。胡瑗在教學中除重視書本教育外，還組織學生到野外、各地游歷名山大川，并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于學者矣。”他曾親率諸弟子自湖州游關中，上至陜西潼關，回顧黃河委蛇洶涌，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里，形勢雄張。他慨然道：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胡瑗學術思想內涵豐富，主要根源于《周易》。胡瑗的《周易口義》是其學生倪天隱根據其口述整理而成。其特點是大膽疑經，自立新解。胡瑗《洪范口義》，也糾正了許多不合理的注解。據《宋元學案》載，胡瑗“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丁寶書在《安定言行錄》中引用胡瑗學生王得臣的話說：胡瑗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余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追根溯源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胡瑗說，君王再能干賢明，若無賢臣輔佐，則“倡而無知，令而無從”。胡瑗說，“天下之廣，生靈之眾，一賢不可獨治，故必群賢并進于朝廷，則可大行其道。”胡瑗在《周易口義》中“論民本”時說：“不以一己為憂樂，所憂者天下，所樂者天下。”此與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思想，異曲同工，一脈相承。

　　胡瑗一生著作頗豐，大部散佚，傳世很少，且多為門人記錄整理而成。明代程敏政在其《考正祀典疏》中，曾稱當時學者“大約以為（胡瑗）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濓洛”。據《宋史·藝文志》等典籍載，胡瑗著述有十三種：《周易口義》《洪范口義》《皇祐新樂圖記》《尚書全解》《景佑樂府奏議》《皇祐樂府奏議》《春秋口義》《春秋要義》《胡先生中庸義》《吉兇書儀》《武學規矩》《論語說》《資圣集》。現存世其經學著作有《周易口義》《洪范口義》《皇佑新樂圖記》等，余已散佚。

　　宋神宗稱胡瑗是“真先生”，他有《御題胡安定先生》贊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運而尊，如泰山特屹于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于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從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朕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范，為后世之欽崇!

　　范仲淹稱胡瑗為“孔孟衣缽，蘇湖領袖”。胡瑗被王安石譽為“天下豪杰魁”，他在《書贈胡翼之》中說：孔孟去世遠矣，信其圣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并時，非若之遠也。蘇東坡贊頌胡瑗“所以蘇湖士，至今懷令古”。歐陽修、蔡襄、米芾、司馬光、朱熹、文天祥等對胡瑗也都贊譽有加，或為之作像贊，或為之寫墓志、墓表，稱頌他為“東南模范”“三吳木鐸之鼻祖”“百代帝師之功臣”“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朱熹把古代圣賢名流的“嘉言善行”匯集起來，編成《小學》，作為兒童讀本，其中就詳細記錄了胡瑗一生的教學活動和事跡，認為可作“百世之法”。

　　明代學者、探花程敏政曾說，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宋元學案》稱：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1530年，明世宗下詔，尊胡瑗為“先儒胡子”，“從祀孔廟”。

　　程朱理學，多有研究、闡發。程頤是胡瑗的學生，胡瑗與孫復、石介并稱宋初三先生。胡瑗與蘇舜欽、陳奇之還有“吳下三賢人”之說。胡瑗與阮逸合著《皇祐新樂圖記》，現就阮逸略作介紹，他字天隱，建州建陽人。1027年進士。他是音樂家，精通經學，擅長詞賦。曾任鎮江軍節度推官、杭州知府、尚書屯田員外郎。阮逸與胡瑗一同受到宋仁宗召見，一起校訂鐘管十三律，鑄造鐘磬各1架，一起撰成《皇佑新樂圖記》，并附鐘磬圖樣，由朝廷頒行天下。阮逸留下詞作不多，有一《花心動·春詞》：

　　仙苑春濃，小桃開，枝枝已堪攀折。乍雨乍晴，輕暖輕寒，漸近賞花時節。柳搖臺榭東風軟，簾櫳靜，幽禽調舌。斷魂遠，閑尋翠徑，頓成愁結。此恨無人共說。還立盡黃昏，寸心空切。強整繡衾，獨掩朱扉，枕簟為誰鋪設。夜長更漏傳聲遠，紗窗映、銀釭明滅。夢回處，梅梢半籠殘淚。

　　還有一《魚游春水》，據說也是阮逸之作：秦樓東風里，燕子還來尋舊壘。

　　馀寒猶峭，紅日薄侵羅綺。嫩草方抽碧玉茵，媚柳輕窣黃金縷。鶯轉上林，魚游春水。幾曲闌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應怪歸遲，梅妝淚洗。鳳簫聲絕沉孤雁，望斷清波無雙鯉。云山萬重，寸心千里。

　　如今，泰州設有“胡瑗讀書節”，湖州學院以“明體達用”為校訓，4·23世界讀書日即將來臨，這些地方也會搞些活動，提到胡瑗？

　　（作者王振羽系鳳凰出版傳媒集團副總編輯、一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