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澤:一絲絲牽掛的鄉情
□ 張永祎
一場大雪過后,江南露出了初春的笑容。春水春滿河,春回春草生,春柳春絲漾,春鎮春風回。我們匆匆忙忙地趕到震澤,就像突然看到一位神閑氣靜的江南少女,五官大氣,顏值在線,精致、靚麗、優美、小資、浪漫,溫婉曼妙,柔情四溢,令人傾倒。
千年古鎮,小橋流水,老街小巷,青磚石瓦,沒有游人如織,也很少槳聲欸乃,原生態江南的韻味,璀璨慢燃。煙火氣,泥土香,人情味,慢生活,撲面而來。找個茶館,坐在駁岸邊,看著河岸人家的粉墻黛瓦,聽著吳儂軟語的蘇州評彈,吃著幾碟花樣不同的小食,喝上一杯清冽冽的白茶,淺酌慢品,滋味緩生,歲月靜好,細水長流,很是江南,很是纏綿,很是難忘。
蠶絲情,穿越祖祖輩輩的記憶
早在新石器時代,震澤就已經開始種桑養蠶,至今有六千余年歷史,應該說一根蠶絲記載了祖祖輩輩有史以來的奮斗歷程。震澤因蠶桑而興,因絲綢而盛,這也是打開古鎮最正確的方式。因為地處水網地帶,又瀕臨太湖,水源充沛,蓄水量多,流動性好,硬度低,非常適宜從事蠶桑生產,這種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讓震澤人早就形成了發展絲業的共識。唐宋時期,家家養蠶、戶戶繅絲,一時熱火朝天、蓬勃發展。晚唐文學家、農學家陸龜蒙寓居震澤時,作詩“桑柘含疏煙,處處倚蠶箔”“盡趁晴明修網架,每和煙雨棹繅車”,生動地描繪了震澤頔塘河兩岸農戶種桑養蠶、繅絲織綢的熱鬧場面。明代,隨著我國東南沿海商業繁盛,商品經濟活躍,加上明代朝廷屢次下詔鼓勵農桑,震澤人硬是靠著自己的勤奮勞作,很快就把震澤打造成了重要的湖絲產區。“一湖天堂水,千載震澤絲”,震澤湖絲以質優見長,具有飄逸柔和、細圓勻緊、白凈柔韌的鮮明特點,明、清以來的江南三織造署凡貢品綢緞的原料絲多賴于這種湖絲,震澤也因此成了生產和經營蠶絲商品的產銷中心。清代詩人在《荻塘棹歌》中所詠唱的“經絡蠶絲一萬家”,正是水鄉古鎮絲行林立、絲業繁忙的真實寫照。震澤發展到全盛時期,鎮上有絲經行47家,洋經行占主導地位,搖經戶1萬余戶。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開埠以后,震澤生產的輯里湖絲和輯里絲經運往上海直接出口,數量至巨,利潤豐厚。清光緒六年(1880),古鎮出口的輯里絲五千四百余擔,產量占全國十五分之一,成了名副其實的“蠶絲之鄉”。
震澤絲業公會是在1913年通過各絲行、絲經行合議建立的同業行會組織,透過絲業公會會所三埭進深,我們仿佛看到1921年2月,他們全力組織震澤“輯里干經”參加美國紐約第一次萬國絲綢博覽會的隆重場面。1913年,震澤絲業公會開始籌建震澤絲業公學,開創了同業公會組織辦學的先河,透過絲業公學兩幢雙層西式磚砌教學樓,我們仿佛看到當年莘莘學子睜眼看世界的篤學善思和勤學不輟。1922年,震澤成立了第一家商辦銀行,這是因絲業發展的需要,首開中國民間銀行之先河,透過一幢五間雙層西式樓房,我們仿佛看到當年的江豐農工銀行,正在經營存款、放款、匯兌、貼現及買賣國家債券等銀行業務的繁忙景象。1929年,震澤辦起吳江縣內第一家機器繅絲的震豐繅絲廠,透過頔塘河北側的震豐繅絲廠舊址,我們也仿佛看到了當年機器繅絲的轟鳴場景。
由此可見,通過先民們的手工繅絲織造,剝繭制成絲綿,再通過機器繅絲,扯綿成衣,制被御寒,生產效率在不斷提高,產品類型也在不斷豐富,至此,一根細細的蠶絲居然變幻成了整個大千世界。這時,震澤一切的價值意義、標簽符號,可以說都體現在綿綿不絕的蠶絲中,同時也悄悄地融入到人們的血脈神髓里,形成了無處不在的蠶絲文化。比如,注重祭蠶神。據說原絲行埭(今砥定街)建有“蠶皇殿”,是蠶農祭祀求神,保佑“蠶花茂盛”的神廟。每年在蠶事之前,蠶農們都要備上香燭供品,前往蠶神祠廟,懷著虔誠之心,頂禮默禱,通神許愿,祈求豐收。喜歡戴蠶花。養蠶婦女在養蠶季節里用紅色彩紙做成花朵,插在發髻、鬢角或辮梢上,代表著對蠶神的虔敬。經常念蠶經。這些蠶經是人們長年累月生產經驗的總結提高,蠶農們隨口就來,朗朗上口,“蠶寶今年西南方,除出東南對龍蠶,清明過去谷雨到,谷雨兩邊堆寶寶。頭眠眠來齊落落,二眠眠來嶄嶄齊,九日三眠蠶出火,榛樹果花開捉大眠……”。全力祛蠶祟。蠶農們認為蠶事失利是鬼怪作祟所致,故而想盡辦法驅趕危害蠶寶寶的邪神惡煞,使之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定期謝蠶神。既然“春蠶到死絲方盡”,蠶農們都會在采繭或做完繅絲之后,專門將供品及繭子(或生絲)列于神像前,以表達人們的感恩之情。
近年來,震澤還恢復了蠶花節的巡游活動。在蠶花節那天上午9點,主祭人身著紅黑絲綢長袍,走在隊伍的最前面,一面三角杏黃旗上寫著“祭蠶神”三字,后面六面彩旗分別寫著“國泰民安”“風調雨順”“福澤千秋”“澤被百業”等紅色大字。他們從文昌閣廣場出發,沿著禹跡橋、慈云禪寺、寶塔街、橫街、鎮南路,一路鑼鼓喧天地走過去,最后還是回到文昌閣廣場。這時,主祭人將祭品放上供桌,點燃蠶燭、敬香、斟酒,隨后敬獻帛、果、桑,恭讀祭文,全體祭禮人員隨樂叩拜“蠶王菩薩”“蠶花菩薩”“蠶花娘娘”,待整個祭拜儀式結束后,最后以象征的方式,給蠶農們頒發優質蠶種,大家都拱手期盼來年能夠取得更大的豐收。
蠶桑是震澤的地標,蠶絲是震澤的靈魂,絲脈悠長,不絕如縷,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這不僅意味著絲業發展的成長和蛻變,更代表著蠶桑精神的傳承和發揚。如今種桑養蠶、煮繭繅絲,仍然是震澤人生產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絲興三業,三產繞一絲”,一根蠶絲一直都是震澤持續發展的主線,從養蠶、繅絲、制綿到翻制蠶絲被及被套、枕套等,近年來,各種創新產品紛呈迭出、源源不斷,震澤聲譽遠揚,許多企業名聞遐邇,許多品牌蜚聲海外,江南一隅的高光時刻,代表著震澤古鎮集農業觀光、工業旅游、美食體驗、生態休閑于一體和豐潤靈動的綠色經濟產業鏈的整體聯動。因此,一句“常有一絲牽掛在震澤”,不僅僅表達了人們對古鎮的拳拳之心,更彰顯了震澤絲業蒸蒸日上的發展態勢。
頔塘河,書寫平平凡凡的傳奇
頔塘河為江南運河的重要分支,由晉太康年間(公元280—289年)吳興太守殷康主持開鑿,西起吳興城,東抵吳江平望鎮,因為沿塘多有蘆葦,始名荻塘;唐貞元八年(792),湖州刺史于頔修繕堤岸,進一步疏通荻塘,為兩岸人民造福,人們深感其恩,也愿頌其功,便用其名之“頔”易“荻”,好在發音相同,風過無痕,也就變成了現在的“頔塘”了。
頔塘河流入震澤境內,呈東北西南走向,東起政安橋,西至新民橋北,全長1280米,河寬8至15米,貫穿整個鎮區。“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伴隨你一輩子”,那是童年的聲音,那是親切的聲音,那是難忘的聲音,那是母親的聲音。“這流水悠悠匆匆過,誰能將它片刻挽留”,生生不息,源源不斷,分分秒秒,點點滴滴,都流淌在歲月的記憶中,利千秋而不怠,益萬物而不息,不斷地哺育并滋潤著水岸人家的生產生活。
頔塘河之陽(北岸)稱為上塘,之陰(南岸)稱為下塘,上塘集市密集,下塘街衢成市。頔塘河兩岸多是兩層明清建筑,粉墻黛瓦,壁立岸邊,倒映水中,河岸整飭,桃花嫣紅,嫩柳飛絮,春風駘蕩,所謂“暖風熏得游人醉”,大概就是我們此時此刻的心情。
我們先從下塘由東往西走,街面皆石板鋪成,有的地方好像還是新鋪設的,條石大小不一,卻非常整潔干凈、一塵不染。在沒有來到震澤之前,我們就聽說“姚記面館”的味道不錯,大概也就在那時,我們的胃口就被高高吊起,舌尖上的誘惑催促著我們到處尋尋覓覓。我們找了半天,最終還是找到了,只可惜,沒有開門,我們不知道具體是什么原因,但我們覺得許多人都在惦記它,不應該是關門歇業,也許是還在正月里,人家仍在休息之中。沒能吃到當地特色,確實有點遺憾,但也不是壞事,至少可以敦促我們下次再來。
由“姚記面館”,我們又不禁想起了籃球巨星姚明。據說他的故鄉也在震澤。當地人告訴我們,姚姓家族原本就是高個子的基因,其祖父姚學明,身高兩米多,人稱外號“姚長子”。父親姚志源,身高兩米零八,也是中國著名的籃球運動員。姚學明起初與人合伙在震澤開了個萬生煙紙店,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們舉家搬遷到了上海定居。當年他們居住的地方是打線弄3號,原是震澤絲商潘意時的祖傳舊宅。我們詢問姚明回來過嗎,他們說回來過,因為他的許多親戚還在這里。據說姚明還曾為古鎮的籃球事業發展獻計獻策。看得出,他對震澤古鎮一直充滿深情:“震澤對我來說很特別,是我童年的記憶,是我的根,每次回去,都能找回小時候的感覺。”
到了河的對面的上塘,這里也縱橫著幾條街,但最主要的還是寶塔街。這條街全長368米,以三官堂弄為界分為東西兩坊,在弄東的輯雅堂風火墻拱門上匾額刻著“仁安坊”,在弄西的師儉堂風火墻拱門上匾額刻著“仁里坊”。舊時這里絲行、絲經行、繭行、桑葉行林立,“繭絲上市之際,轂擊肩摩,尤非他市所能及”,如今還有許多舊店古坊的滄桑招牌,似乎還在訴說著往日的時光。這里的民居都是臨水吊腳樓,還有廊棚和挑檐水閣等延伸性建筑,鱗次櫛比,曲徑通幽,錯落有致,彼此相通,街從家中過,人在家中走,我們走著走著,就走到了歷史的深處。
江南水鄉聯結市河及旁側河浜兩岸的紐帶主要是橋梁。頔塘河河面比較寬闊,當年這里也是許多舟楫的必經之道,為了行舟的方便,震澤的古橋多具有雄偉、高大、寬廣、醒目的特征。我們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古鎮區的三座橋:東面的禹跡橋、居中的底定橋、西面的思范橋。這三座橋皆為單孔石拱橋,在頔塘河上一字排開,橋型相同,遙相呼應,那高高拱起的半圓形,氣勢磅礴,深情委婉,確實代表江南水鄉最為靚麗的風景。透過這些橋洞,不僅可以看到遠處的青山綠樹、河岸人家,更多是遙遠的歷史和深邃的意境。
相傳,大禹曾在太湖一帶治理水患,來到過震澤,這里留下了他的足跡,人們對這個化患為利、造福于民的先圣,一直銘感于衷。據說,禹跡橋就是當地人為了紀念大禹治水功績,在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間專門建造的。我查了下古籍《尚書》,上面確實記載著因為大禹的及時疏導,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指古代的三條江(松江、婁江、東江),也就是說因為直接打通了三江與太湖的水系,水的壓力被分散出去了,太湖因此底定,不再成為“震澤”了。
至于底定橋是什么時候建的,歷史典籍中沒有記載,有記載的只是最早的一次重建,大概在南宋淳祐二年(1242)。因為這座橋位于震澤鎮區中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每天都是人來人往,被當地百姓親切地稱為“大橋”,但它的學名一直都是“底定橋”。問題是當我們看到砥定街、砥定社區都用的是“砥”時,那么究竟是“砥”還是“底”?有人說,這兩個字是通假字,底通砥,是一樣的意思,但我覺得可能不那么簡單,現如今,這兩個字是完全不一樣的意思。“底”是湖底、水底的意思,而“砥”更多的是砥柱、砥礪的意思,作為大橋之名,我覺得還是應該以“底”為宜,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震澤底定”的原意。1971年,底定橋被改建為混凝土橋,一段時間橋名的“底”字,被改成了“砥”字。直到2022年9月23日,震澤鎮重啟了底定橋恢復工程,歷史原名也得到了恢復,現在我們看到橋的側面,已經用草體紅字赫然寫著“底定橋”三個大字。至于砥定街、砥定社區, 如果是沿著“言底于定而不震動也”意思下來的,建議還是改“砥”為“底”,這樣準確、規范和統一,游客也不容易混淆。
思范橋位于古鎮太平街西柵,相傳為紀念范蠡而建。據說在越國滅吳之后,范蠡功成名就,他帶著西施就隱居到了震澤鎮南的斬龍潭畔,忙時農織,閑時垂釣,日常生活,禮賢下士,樂于助人,劫富濟貧,仗義疏財,做了許多令人感動的好事,因而深得百姓的愛戴。后人為了紀念他,專門修建了范蠡釣臺和范蠡祠堂,還將他垂釣的斬龍潭改名為蠡澤湖,他住過的村莊也改名為蠡澤村,在他攜西施泛舟太湖經過的頔塘河上,特地修建了這座“思范橋”,這些都在表達震澤人思念范蠡的深情厚意。
無論是緬懷大禹的禹跡橋和底定橋,還是紀念范蠡的思范橋,它們都經年累月歷盡無數次晨霧夕陽,遭受風風雨雨的滄桑磨難。歷史傳說確實賦予了這些橋梁各不相同的獨特內涵,但現實的情景卻給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整體記憶。每每拾級而上,駐足頂端,古鎮的景色盡收眼底。此時,無名利之累神,也無案牘之勞形,更無焦躁之心憂,但見一派悠悠遠遠的河水緩緩流去,不斷地刻畫著一幅幅絢麗多姿的水鄉畫卷。
文昌閣,啟迪世世代代的地標
頔塘河,晝夜不息,逝者如斯,深情款款,娓娓道來,流到了古鎮的最東面,河面突然變得更加開闊,水流也更顯湍急。古人為減緩流速,利用都江堰的原理,壘土為墩,將一瀉而來之水分流而下。這個分水墩如島似嶼,上面恰好有留一大塊空著的陸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鄉賢們集資“建文昌閣于墩上,以倡文運”。道光二十年(1840)震澤人徐學健等重修文昌閣。2007年至2009年根據歷史記載與圖片資料,對被毀壞的文昌閣,又按原樣進行復建。
文昌閣作為一種崇文重教的象征和文化昌盛的符號,讓綿長的文脈始終浸潤在這座古鎮的歷史風骨里,也融入到這座古鎮的人文肌理中。自宋紹興四年(1134)至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這里先后考取進士15人和舉人33人。“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江南古鎮的小橋流水不僅賦予震澤人滴水穿石、矢志不渝的人格特征,也造就了震澤人乘風破浪、奮勇向前的精神氣質。震澤人始終堅持把個人的命運與民族命運和國家的富強緊緊地結合在一起,不管是民族英雄,還是仁人志士,不管是名流大家,還是一技之人。他們都忠于職守,盡心盡責,在不同時期、不同領域、不同崗位、不同工作上,為家鄉發展、為民族、為國家作出巨大的貢獻。
我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楊嘉墀院士故居,在震澤鎮砥定街32號的楊氏老宅。1919年9月9日,楊嘉墀出生在這里,房間里依然保留著古色古香的家具,年代感非常濃烈。據說楊嘉墀在父母眼里就是一個“小淘氣”,非常好動,但對什么都感興趣。4歲生日那天,在上海工作的父親楊澄蔚,沒有給他買新衣服,而是送給他一個望遠鏡。楊嘉墀端詳再三,如獲至寶。到了晚上,他爬到窗臺上,就拿著望遠鏡對著天空眺望“牛郎織女”,因為母親曾給他講過鵲橋相會的故事。
在他的故居中,我們還看到他當年在北京住所工作的場景,簡樸的書桌,豐富的書櫥,一盞老式的臺燈,他常年就是這樣焚膏繼晷、夜以繼日的勤奮工作,無時無刻不在思考和譜寫我國空間技術領域的絢爛篇章。1999年,楊嘉墀回震澤探親時曾說過,震澤肥沃的水土,曾經養育了他,先賢好學的精神一直鼓舞著他。路是人走出來的,而人生之路的起點總是故鄉。是的,早年浸泡在故鄉與生俱來的人文情懷里,應該說,對他后來的發奮學習、矢志報國,確實起到了人生奠基的重要作用。
師儉堂,留給子子孫孫的祖訓
師儉堂位于寶塔街西段,坐北朝南,面闊五間,三面臨水,系典型的江南水鄉大宅門。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為徐氏所建,后因戰火毀壞,1864年由徐汝福重建。該堂占地面積2500余平方米,有大大小小的房間147間,街中建宅,宅內含街,前門上轎,后門下船,可以說是集河埠、行棧、商鋪、街道、廳堂、內宅、花園、下房為一體,巧妙地通過三條軸線,構建了六進穿堂式的空間組合,“庭院深深深幾許”,從第一進到第六進層層遞進,地勢逐漸高升,前后高差45厘米,六堵馬頭墻也一堵高于一堵,都體現著“步步高升”的隱喻期盼。第三進的正廳中央高懸“師儉堂”三字匾額,其義不僅反映了主人勤儉持家、謹慎經營的態度,也點出了整個師儉堂獨具一格的靈魂和不同凡響的格調。
“師儉”二字源于司馬遷《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這句話意思是:蕭何生前購置田地房宅,必選于窮鄉僻壤;主持家政,也不起高墻大屋。他說,子孫后代賢明,就會效法他的節儉之德;不賢明,也不會被有權勢的人家搶奪。
徐氏家族以“師儉”取堂名,應該說是秉承其義、宣通其理,體現了對待后人及財產的同樣態度。他們雖然擁有華屋廣田,但他們更在意子孫的自食其力、勤儉至上,或者說他們自己就是靠勤儉發家的,當然也希望子孫后代能夠延續家風,勤儉持家。徐氏世代經營米業、絲行及房地產,生意興隆,財源滾滾,其房產遍布全鎮,號稱“徐半鎮”。他們越是有錢,越是教育子孫不能驕奢淫逸。徐榮森臨終前囑咐兒子徐汝福,要想方設法照應流離失所的鄉親和舊日的朋友,至于他的后事,只需草草埋葬,不許浪費一分錢。后來徐汝福因母親去世悲傷過度而抱病不起,深感大限將近,他便著手給子女們留下了數百言家訓,包括積學好德、謙和仁義、急公好義等,其中最重要的還是行善積德、以儉為要。
在中國古人的家訓中,首要叮囑的都是“儉”字。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儉,約也。”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朱柏廬《朱子家訓》:“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曾國藩在《百字銘》中說:“貴自勤中取,富從儉中來。”應該說,一個“儉”字,打通了千萬人家的教育經驗,也撐開了中華民族傳承千年的治家美德。徐氏家族深知其中的利害關系,“成由勤儉敗由奢”“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所以他們用“師儉”來為祖堂命名,就是想把這兩個字作為家訓的聚焦點和切入點來不斷影響后代。在他們看來,以儉為師、跟隨效仿,不僅是他們家族中每個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他們整個家族長盛不衰的立家之本。也許只有看到這個分上,我們方可真正領悟徐氏家族“師儉”二字的良苦用心和微言大義。
不遠處的慈云古塔,應該是水鄉震澤的點睛之筆。當年人們都是坐船,常常是未到震澤先見塔,且行且近,塔身愈來愈大,召喚著旅人,寬慰了鄉情,成了“近鄉情更怯”的有力見證;當人們離開震澤的時候,也會頻頻回首,一步三嘆,余情未了,漸行漸遠,這時目送旅人的慈云古塔,也會變成那種“不等今日去,已盼春來歸”濃烈鄉情的象征載體。
據說當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攝的故事片《林家鋪子》,就是在震澤“拱橋塔影”取的景:林老板全家坐的一葉小舟,穿過橋洞,水光瀲滟,愈搖愈遠,船艄后頔塘河河面映出的橋身和塔影也愈來愈小,惝惚迷離,變幻莫測,一絲絲牽掛的鄉情,盡在不言之中,鏡頭深邃,遐思無限……
(本版圖片由視覺中國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