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三十五）

□ 曹洋

　　七、曠世風誼：與章士釗交游②

　　在政治上，章士釗一生歷晚清、民國、新中國近百年的政治舞臺，他穿梭其間，那忽隱忽現的背影將文化人的使命感、責任感、道德感逐一具象化。1903年，23歲的章士釗編譯《大革命家孫逸仙》，在序言中指出：“有孫逸仙而中國始可為”，第一次確立了孫中山在中國革命中的領袖地位。1920年應毛澤東、蔡和森之求，資助留法學生旅費2萬元巨款。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章士釗諫言“走為上策”。1949年兩次被任命為“和平談判”代表。1956至1973年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四次到香港與臺灣方面晤談，謀求祖國統一。盡管高二適沒有像章士釗這樣做出驚人的壯舉，但高二適的耿介、狂狷、特立獨行的精神與章士釗是相通的，這就為他們日后成為忘年交提供了精神基礎。

　　在思想文化方面，章士釗創辦了被一代知識分子譽為“現代之母”的《甲寅》，上承嚴復、梁啟超余緒。下啟新文化運動之發端。在治學方面，出版《邏輯指要》《柳文指要》。在中國近現代政治文化圈中，尤其是政治人物、知識精英，絕大多數都與章士釗有交往，在文化界更是堪稱一代盟主。他既與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等政治風云人物有著不尋常的往來，更與章太炎、梁啟超、蔡元培、馬一浮、沈鈞儒、葉恭綽、梁漱石、陳寅恪、楊樹達、傅斯年等學人以及于右任、徐悲鴻、張大千、沈尹默、潘伯鷹、沙孟海等文藝名流有著較深的交往。章士釗何以在諸多領域穿梭自如，這是由于他將救國救民的理想與重義、重情、重節的文人風骨融合在一起，同時又把古代“任俠”氣質灌注于以中為體、西學為用的實踐之中。當這種“任俠”沖動與“獨立自由”精神交匯時，往往使章士釗行事過于任性而被人指責。例如為漢奸梁鴻志、周佛海辯護。

　　章士釗一生嗜才如命。其舉賢不避諱的寬闊胸懷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幾乎無人能及。從與高二適相識、相知到引導、舉薦、愛護，可謂是章公惜才、愛才的注解，他們相處四十年，情如磐石。高二適與章士釗的相識緣于文字。高二適在致章士釗兒子章可的信札里說，與章公相識始于“自讀《甲寅》起”。1914年春，章士釗與陳獨秀、楊永泰等人在東京創辦《甲寅》月刊，其提出許多主張“并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但他宣傳民主民治，反對專制統治，還是有意義的”。《甲寅》成為當時許多心懷理想的青年的讀物，毛澤東便是其忠實讀者之一。1926年，章士釗在天津租界復出《甲寅》周刊，時年23歲的高二適開始向《甲寅》周刊投稿。不久章士釗發現這位來自鄉下的教員詩宗杜甫，且深得杜詩神韻，其書法峻朗雄健頗見功力，為章士釗所賞識。就這樣高二適與章士釗以詩書往來結下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