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高二適（二十四）

□ 曹洋

　　六、人生初度：與韓國鈞的文字之交①

　　高二適一生恪守的立身處世的原則，即1937年發(fā)表的《道原字說》一文中所提出的三道，其交游的基本方式即是“以文字交”。他在致長輩如韓國鈞、章士釗或是晚輩學生的信以及幾次審查材料中多次強調(diào)這點，如1956年2月至3月間，他被停職審查，所寫交待材料說得很清楚：

　　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章士釗、柳翼謀、沈尹默、汪東、汪辟疆聚散一時，均可謂文字交深，十年來其死生離別，尤為不可指數(shù)。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與人交，人亦無從交我。即如近三數(shù)年，在滬如潘伯鷹、陳子展、徐蛻之，均為當今著書之士，陶镕文化，我均心向往之（近見他們均有新著出版），所以我的交往朋從，大抵不出文藝的范圍。

　　“我非文字不與人交，人亦無從交我”，是對“文字之交”的闡述，雖是審查材料，潛在著諸多風險，但他對文字之友沒有絲毫損傷，反而大加贊譽他們“均為當今著書之士，陶镕文化”的史學價值，并亮出自己的態(tài)度“均心向往之”，與他們均是生死之交。在當時特殊的環(huán)境下，高二適鮮明的價值取向，不僅是對師友的信賴，也是自己交友方式的坦蕩。從文字之交到生死情緣，這中間有一個基礎(chǔ)，即必須堅守仕人之道——為人正直無私，具有家國情懷，敢于文化擔當，以此為底色與之交游則能長久。高夫子與詩壇名宿趙熙絕交，與郭沫若辯論，與章士釗、蘇淵雷的曠世奇緣都說明了這點。

　　鄉(xiāng)賢韓國鈞是高二適交游的一個最重要的名流。韓國鈞是原國民政府江蘇省省長，也是高二適母校上海正風文學院三大創(chuàng)始人之一（高二適為首屆學生）。1925年，韓國鈞先生辭去省長等一切職務(wù)回歸故里。但韓國鈞并沒有從此頤養(yǎng)天年，他熱心支持地方民生事務(wù)，資助創(chuàng)辦泰縣端本學校，編訂地方文獻皇皇巨著《海陵叢刻》。韓國鈞一生勤政廉潔，頗具聲望，他正直，具有愛國精神，且熱心文化事業(yè)。1932年，高二適前往海安拜識韓國鈞。韓國鈞非常喜歡這位年輕人，勉勵他發(fā)奮攻讀，學有所成。與韓國鈞的交往方式多為書信往來，1936至1937年不到兩年的時間里，高二適致信韓國鈞近二十件。

　　這種密切的文字之交，促成了高二適人生重要轉(zhuǎn)折。一方面，高二適從鄉(xiāng)下直接進駐首都南京，由鄉(xiāng)村小小教員一下子變成國民政府高層機關(guān)人員，同時兼任國民黨大員陳樹人、孫科的私人秘書。應(yīng)該說此時高二適的仕途前景一片光明，這也是高二適實現(xiàn)“濟世之志”的絕好機遇。但是高二適卻選擇了一條截然相反的人生路——棄政從文，以純粹的文人方式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和學術(shù)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