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20歲的胡繩寫下了《哭岱姊》，來懷念家姐——新華日報烈士項泰。同年10月，項泰在“新升隆”號事件中犧牲，年僅22歲。

新華日報報史館項泰的展陳資料

　　項泰和胡繩（原名項志逖）籍貫浙江錢塘，項泰出生在江蘇泰州，故名“泰”，小她一歲多的胡繩出生于江蘇蘇州。姐弟二人均在蘇州度過了自己的小學和中學時光。1933年，項泰高中畢業，來到上海，進入東南建筑公司工作。工作中親身體驗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目睹了社會的窮富不均，她在弟弟胡繩的引導下，逐漸接受先進思想，當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新知書店出版的《讀書雜志》等，對她啟發幫助很大，為她后來投入革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礎。1935年春，她考入上海國際電臺任職。同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承擔共青團江蘇省委秘密刊物《現代電界》的發行工作。1936年，項泰任共青團支部的組織委員，除對周圍積極分子進行培養和考察外，還團結群眾做好“業務員同益會”這個抗日群眾組織的工作。在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所發動的示威游行中，在電臺內部反抗當局隨意增加工時的斗爭中，在抗日宣傳的演劇活動中……她始終站在斗爭前列。1937年12月，項泰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上海已淪陷，她所工作的國際電臺被日寇占領。項泰在黨組織的指示下，忍痛拋下剛出生不久的女兒，于1938年4月離開上海，去到當時尚未淪陷的武漢，繼續投入抗日戰斗。項泰到達武漢后，先在由鄧穎超、李德全領導的兒童保育院作保育員，收養在抗戰中失去父母的難童。不論是照顧難童，還是7月份進入新華日報工作。項泰都是滿腔熱情，全身心投入。她的一位朋友這樣描述著其在漢口積極工作的情形：“大熱天里，她赤著腳跑來跑去，真有些女戰士丁玲的派頭！”關于自己在武漢工作的情況，項泰寫信給友人道：“現在，我的收入雖然不及在上海時一半，然而住宿不成問題，每月除飯食外，尚有十余元可作零用。我很樂于我的新工作，這不像在上海電臺上那樣機械刻板，上下職員都是親親切切毫無虛飾，亦無需受上司的閑氣，但是在工作方面，卻沒有一個人不認真的。這里，我們有的是不斷的工作批評討論和不斷的學習求進。”關于項泰在新華日報的工作，《新華日報》第二任總編輯吳克堅回憶道：項泰到報館之后，很短的工作時間,她有了很快的進步。她開始負責參考室的工作，很快的，她就能編報了，能寫出動人而具體的文章了。她不但自己努力學習，還每天抽了一定時間，為編輯部的傳達勤務伙夫同志上課，教他們讀書寫字，得到了這些同志們贊揚。1938年10月份，武漢三鎮已處于日寇的包圍之中，但周恩來同志領導的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同志們仍在堅持工作。而項泰給友人的信中總是說：非至萬不得已決不離開漢口。1938年10月22日，武漢市內已經能夠隱約聽到槍炮聲，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及《新華日報》社的全體工作人員，奉命攜帶了公物和文件，登上了從漢口開往重慶的“新升隆”號輪船。10月23日下午，“新升隆”號駛抵湖北省嘉魚縣燕子窩江面，剛要靠岸停泊，突遭日寇飛機轟炸，炸彈擊中了輪船。船被炸時，項泰沒有急著逃生，而首先是關心大家的安全。她為報社勤務同志胡宗祥落水而呼救，她為受彈片炸傷的同志而救護包藥。在日寇飛機向輪船駕駛臺投下第二批炸彈時，輪船燃燒起來，船身開始下沉。項泰此時才縱身向船外跳去，因耽誤了逃生時間，因船身離岸還有十米左右，她不幸被滔滔的江水所吞沒，壯烈犧牲。在“新升隆”號輪上，與項泰同時遇難的共有16名新華日報社的員工。1938年12月5日，新華日報在重慶為16名烈士舉行了隆重肅穆的追悼會，并在同日出版特刊。吳克堅在特刊發表的文章中稱贊項泰：“她是一個中國解放事業英勇的女英雄，一個舍己救人的模范女戰士！”她的朋友“高”發表文章《悼為國殉難的女戰士項泰》：“前進的女性，英勇的戰士，她以生命殉了事業——抗戰建國民族解放的偉業！她是我們全中國兒女的模范，全中國女性的榜樣……”另一位朋友“影”在紀念她的文章中寫道：“你的路走完了，我們后死者，自然要踏著你的血跡前進，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今日已不是我們哭的時候了，永訣罷！”

《新華日報》1938年12月5日第五版

　　烈士已逝，精神永存。1987年，湖北省洪湖市燕窩鎮人民政府，在烈士安葬地修建了8米高的紀念碑和烈士公墓。鄧穎超為紀念碑題詞“新升隆遇難烈士永垂不朽”，原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為烈士公墓墓碑題詞“洪湖市燕子窩新升隆殉難烈士公墓”。

　　1996年，中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專家，時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社科院院長等職的胡繩，從北京來到燕窩鎮吊唁姐姐項泰，站在江邊，再次吟起那首《哭岱姊》：“生同骨肉幼同窗，睽隔存亡劇可傷。燕子窩前長寂寞，襄陽堤上獨彷徨。難忘慈母平安囑，怒對江濤日夕狂。最是天涯小兒女，牙牙猶自學呼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