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陰師范學院師苑賓館的宴會廳里，張燈結彩熱鬧非凡，被邀請來的當年的系主任、后成為師院領導的錢老校長、教師代表朱老師和30多名已過花甲之年的老同學，已在宴會桌坐定。南京師范學院淮陰分院（后更名為淮陰師范學院）政文系1976級（2）班（又稱“社來社去”班）同學40年后的首次聚會，選定2016年8月20日，在踴躍發言慷慨激昂的座談會等其他程序結束后，正式宴會在這里舉行。

按組委會的安排，我作聚會晚宴的祝酒致辭：……40年前“社來社去”的招生政策讓我們遭遇挫折，倍受委屈，全班同學無不感同身受。但是，與那個年代絕大多數無緣進入大學門檻的同齡人相比，我們又是幸運者。因此，40年的酸甜苦辣與艱辛磨礪，又讓我們深刻感悟到：現在我們必須感恩母校，感恩老師，感恩社會。是母校的培養、老師的教誨和社會的關愛，讓我們都各自打拼出了一片天地……

“社來社去”是我的祝酒辭無法回避的話題，又是我們這個班全體同學的敏感點，更是我年輕時代特殊經歷的記憶痛點。正是這個“社來社去”大學的經歷，引發了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人生罕見、跌宕曲折的“三逆”生涯！

聚會酒宴在斛籌交錯、推杯換盞和熱烈的喧鬧中進行著，而我卻因祝酒時觸碰“社來社去”敏感話題的刺激，神情恍惚地一邊含笑傾聽錢校長對我的祝酒辭贊譽性的點評和相互敬酒、寒喧敘舊，一邊在腦海里斷斷續續地回放著當年因“社來社去”的大學經歷所引發、且歲月的風雨永遠沖刷不掉的“三逆”生涯的記憶……

一、逆向的工作調動

1977年恢復高考前的幾年里，高校招生實行推薦-考試-考察政審-擇優錄取的辦法，在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招生指標中，被人為地擠占極少指標，招收一種完全為了適應當時極左的政治形勢需要、并標榜為新生事物的所謂“社來社去”學員。顧名思義，這類大學生從農村公社來，完成學業后再回到公社去，國家承認學歷，但不“農轉非”，不統一分配工作，也被默認為利用國家的高校資源為地方培養人才，屬于大學生中的另類。所有報名應招的考生，對上“社來社去”大學，都不屑一顧，但又必須遵循招生政策要求，報一個“社來社去”大學的志愿，不然就是態度不端正，直接取消被錄取的資格；于是人人都不得不選報一個“社來社去”志愿，同時又僥幸地祈禱：千萬不要碰到我！

文化課考試成績的優秀、高中畢業后兩年以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表現的良好和在職大隊干部、公社宣講隊我的巡回宣講效果引起的良好反響、兩年縣委工作隊隊員等多崗位實踐煅煉的豐富經歷，較好地滿足了列入上報錄取范圍的條件。這些要素引起了公社領導的關注，負責招生工作的公社副書記在招生工作領導小組會議上，針對重點推薦上報“社來社去”學員問題，指著我的招生材料說：

“這個考生各項條件都很好，接受再教育的體會文章寫的也好，字寫的也不錯，南京師范學院淮陰分院社來社去班的志愿也對路。 ”他說著把手一揮：

“就選他，畢業后回來公社做秘書。”

就這樣，我被送進了“社來社去”的死胡同！

開學了，“社來社去”班的學員們與其他享受統配待遇的普通班學員一樣，懷揣著生平第一次跨進大學門檻的喜悅心情和“社來社去”不過是做做樣子、畢業時肯定會與普通班學員享受相同的統配待遇的僥幸心理，報到入學了。但一個難以接受的消息迎面襲來，“社來社去”班的學制被縮減了，這就等于把期望享受統配待遇的僥幸擊碎了。于是，“社來社去”班的學員們倍感不公、不平、群情激憤，利用課余時間在校園內懸掛標語，表示抗議，自發選派代表組團到院部和專區行署文教局上訪請愿。我作為請愿團成員之一和同仁們一起，經常利用課余時間，去向院部和文教局的領導，表達訴求，慷慨陳詞，要求恢復與普通班的相同學制，享受統配待遇。

當時，私下里我時常勸導自己，管他什么“社來社去”，也許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命”，命里注定會遇此曲折。我須接受命運的不公，但我決不能屈服于命運的安排，忍辱負重，臥薪嘗膽，努力改變不能“農轉非”的現狀。一方面通過上訪請愿，爭取依托體制的力量，整體改變現狀；另外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下足功夫，確保以優秀的學業成績畢業。腹有詩書氣自華，有了足夠的服務社會的本領，總會找到用武之地，不負韶華。1960年代我們村曾出了兩個名牌大學生，我高中同班一個鄰村的同學也已早我一年上了大學，我早已把他們視為標桿，暗自較勁：憑我高中全科優秀的成績和近二三年實踐鍛煉的表現，不上大學，誓不罷休！現在雖然被“社來社去”撞了一下腰，但這畢竟是一次學習深造的機會，何況我們大部分的專業課都是南京師范學院的老師、教授親自來上的，絕不能讓提升自我的良好時光付諸東流。

在校期間良好的操行表現和優秀的學業成績，讓我成為班級唯一被淮陰地區宣傳系統評選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并代表班級出席淮陰地區宣傳系統學習毛著積子表彰大會，受大會表彰獎勵。藉此，學校向宿遷中學推薦了我。學業期滿畢業分配工作，我并沒有回到原籍的公社。當宿遷中學領導主動到縣文教局要我時，文教局已把我分配到縣局直屬的縣城馬陵中學工作，這確實體現了縣局領導對我的關心和重視。但因“社來社去”性質的限制，不“農轉非”，不享受國家統一分配，所安排的工作屬“民辦”性質，代課待遇，一句話，沒有解決至關重要的定量戶口問題。

馬陵中學初中二年級班主任和語文課及高一年級農知（常識）課教學工作，讓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教師的榮耀和踏實認真教書育人的沉甸甸的責任。我深知那個年代在縣城擁有這份工作的來之不易，我也確實倍加珍惜，工作很努力，也很順利，同事之間很融洽，尤其和農村來的老師相處得很親密，真想扎根于此好好地干一番。

遺憾的是，理想很浪漫，現實太骨感。以我的“社來社去”身份在城里公辦教師的圈圈里共事，干著同樣的工作，卻享受著比同等學歷的同事低得多的薪酬待遇，沒有定量的糧油指標，長期在學校食堂就餐都成問題，一天緊張充實的工作之后，夜深靜臥，雙眼直勾勾的盯著黑漆漆的房頂，心里不斷地重復著“民辦性質”、“代課待遇”、“農業戶口”……現實處境和巨大的心理壓力，讓我在城里公辦教師們面前直不起腰、挺不起胸。

此時，距縣城20多公里的家中，父親突患重疾，診斷為食道癌。我作為子女中唯一的男丁，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無奈，為了避開那個讓我直不起腰挺不起胸的工作環境，同時兼顧工作與陪護父親治病，盡力做到忠孝兩全，我不得不專程到縣文教局，向分管人事工作的領導傾訴苦衷，要求調離縣城的馬陵中學，回到離我家僅一公里的羅圩中學工作。

“你可要想好了，別后悔，農村的老師想進城，進不來，你卻要從城里往農村調！”縣局領導既關心又婉惜的提醒我。

我懇切地回答：“感謝領導關懷。我“社來社去”性質，戶口沒轉正，本來就沒有要求分配在城里，一年來，越來越感到沒有條件繼續留在城里工作，為了兼顧工作與陪護父親治病，我沒有別的路可走。請領導放心，放棄城里的工作調回農村，我不后悔。”

新學期，我手持縣文教局介紹信到新單位羅圩中學報到上班，從同事的竊竊私語和疑惑的目光中，我領會到了他們“咱想進城進不了，他卻從城里往鄉下調”的不解與婉惜。甚至有進城心切的老師直接和我說：“要是早知道你調回來，我們聯系文教局辦個對調該多好啊。”我明白他們想表達的意思：這個人真傻！

羅圩中學遠離縣城，條件簡陋，但在那個政治掛帥、“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這里的師資力量一直很強，也許是有教學實力的老師選擇此處作避風港的緣故，這里的教學氛圍很濃、風氣很正。這份印象與好感對我決定這次“逆向的工作調動”無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實我與羅圩中學本來就有著很深的緣分，我的初中高中學習生活都是在這里度過的，多年后又回到這里工作，骨子里的那份親情，早已使我在城里工作因戶口性質問題所產生的心理壓力不翼而飛了。

在羅圩中學擔任初一（2）班的班主任和語文教學，把這個班從初一完整的帶到畢業，同時兼任學校的共青團工作。工余周日假期陪護父親往返于宿遷醫院與淮陰醫院之間，診斷買藥治療。在校工作每天都要堅守到晚上九、十點鐘下班，可謂認真敬業、任勞任怨。老教師們在學校座談會上給我兩句評語，一是我以校為家，二是我班的學生離不開我。我感到在這里工作富有激情，很忙很累，但很充實很愉快。當然偶爾觸碰戶口性質問題，仍舊如梗在喉，心難平氣不順，愈發想急于解決這個牽動敏感神經的問題，期盼盡早跋出被困陷的泥沼。

二、逆向的學歷教育

南師淮陰分院畢業后，我曾聯絡全縣教育系統從各院校畢業的“社來社去”性質的老師，集體到縣文教局上訪請愿，要求轉為公辦教師，得到的答復是：現在國家尚沒有這方面的政策和轉正的指標，要等待機會。大伙散去，剩下幾個聯絡人，對今后的路在怎么走，作了些商判，得出兩種意向：一是復習準備，重新參加恢復后的高考；二是等待國家的政策指標，在工作崗位上爭取轉正。相信轉正的機會遲早會有，但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當我正在后悔南師淮陰分院畢業前夕、1977年剛恢復高考后，沒有果斷及時地和班里的兩個同學一起報名參加高考（當時過于樂觀的估計，畢業后不需多久就會有機會轉正）時，1980年夏，一個政策性的、類似于高考的機會來了。

為了加強基礎教育和小學的師資力量，淮陰地區依托兩淮師范學校在全地區符合條件的民辦教師中，通過自愿報名、統一考試、擇優錄取，招錄一批中等師范學生，畢業后分配到小學任教。

“中師”、“小學”，兩個十分熟悉又再普通不過的詞語，突然變成了扎眼刺耳的字眼。報考，還是不報考？讓我很是糾結！報考，若被錄取，意味著上過了大學又上中專，學歷下降；畢業后工作去向是小學，先教中學，后教小學，工作倒退！不報考，就等于放棄民辦轉公立、解決戶口性質問題的機會！去他的，什么大學中專、中學小學，都是虛的，“民轉公”、“農轉非”才是實打實的，也是我最需要的。不能猶豫，報名迎考，復習準備，立即行動。

暑假，宿遷中學校園內南京大學政教系（社來社去)畢業的王老師單人宿舍里，他和我，再加上淮安師范學校文藝班（社來社去）畢業的縣實驗小學楊老師，三個同命相連的爺們窩在轉身扭屁股都困難的狹小空間里，裸背袒胸、汗流浹背、夜以繼日、廢寑忘食、再累也不忘鬧鬧笑話解乏的集體復習，準備一起參加淮陰師范學校以民辦教師為對象的招生考試。經過一番苦干，結果三個人都被順利錄取。一天，三人相約去縣文教局領取錄取通知書，拿著通知書，三人相視而笑，我們自己明白笑容里所包含的內容：欣慰、無奈、苦澀…五味雜陳！

楊老師抖著手里的通知書:“我們這能叫上學深造？”

王老師接過話茬:“是自討苦吃，換個戶口罷了！”

我便自我調侃與解嘲道:“這叫再回爐，掛釉子！”

“掛釉子”的學習生活開始了。開學初，作為班長，我按學校的統一安排，組織好我所在的淮陰師范學校80級九班學員，前往地區醫院作新生例行的身體復檢。途中，年輕的班主任相老師約我走在班級隊伍的后面，并主動和我聊起開學前有關分班的話題。她很有趣地聊起了和十班班主任陶老師有關涉及到我的一次“交易”。

相老師邊走邊說：“其實，我們還是同學呢。”

當時，我很詫異，認真地說:“相老師，不能開玩笑，我們雖然年齡相仿，但師生關系不能改變。”

“我們都是南師淮陰分院76級的，只是不同系，你和十班的陶老師是政文系的，我是數理系的。”

經她這么一解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說的陶老師，與我在南師淮陰分院是同班同組的同學，畢業前為了改變“社來社去”的身份性質，他毅然決然的抓住了恢復高考的機遇，報考淮陰師范學校，畢業后留校任教，我們倆又陰差陽錯地以師生關系重逢于淮陰師范學校！

相老師繼續聊她有趣的話題……

在教導處分班時，班主任拿到了各自班級學員的名單。十班班主任陶老師看著手上的名單，笑著說:“我班的楊化龍，是我南師淮陰分院的同班同學，我就讓他做我們十班的班長。”他是非常有數的，在南師淮陰分院時，我們倆都是班級的學生干部。

一向嚴肅認真、不茍言笑的教導處童主任聽到了陶老師的自言自語，當即表示:“分班時不了解這個情況，這個學員要調出十班，在一起不好開展工作。”

在旁邊的相老師悄悄地和陶老師說:“我們一起找童主任去，把楊化龍調到九班，我讓他當班長。”

就這樣，我從十班調到九班，并成了九班（后期因學校調整班級，微調了幾個學員后變更為三班）的班長。

這屆學員生源情況特殊，年齡差距大，招生上限為35周歲，婚否不限，絕大多數學員都是頗有資歷的民辦教師，又是一個妻兒老小的家庭頂梁柱。在那個生活資料仍很匱乏的年代，遠離家庭在外求學，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我是在父親患重病醫治無效，逝世后不久的情況下入學的，清貧的家境又遇上父親治病的開銷，如同雪上加霜。當時別的同學可以從家里帶些錢物補貼在校生活，而我的家庭不僅無力給我以補貼，相反作為家庭頂梁柱的我，還需把假期的生活費變現，糧食指標兌成糧票，帶回來補貼家用。至今我仍然默默地銘記著、并心存感激同組同宿舍幾個相處甚密的學弟在淮師就學期間對我的幫助。

80級共十個班，年輕未婚的學員，集中編在九、十兩班。在全校學員中我屬年輕的，但在年輕的九班里我算是學長了。雖說是“回爐掛釉子”，但各門功課可不能敷衍放松走過場。相反，我作為學長、學生干部，還有眾所周知的曾經的南師淮陰分院的學歷，都迫使我必須做好功課，給全班同學作個表率 ; 不然，稍有馬虎，掉了鏈子，這張老臉還真的沒處掛了。

我給自己定了個目標:文科類（包括政治課、教育學等）學科，要確保優秀，在年級保持明顯優勢 ; 數學等其他學科，要確保良好以上成績，順利通過結業考試。一次語法修辭專業課結業考試后，科任陳老師在講評試卷時，拿著我的試卷作為范卷進行點評:“這份試卷，我用顯微鏡進行掃描，也沒有找到任何錯誤。”淮師二年，終以自我滿意的成績完成了學業，既掛了“釉子”，也固了“底子”。

三、逆向的畢業分配

縣城中央依托馬陵山而建的馬陵公園南側，馬陵中學、宿城中心小學、包括文教局在內的縣政府大院、實驗小學和宿遷中學，沿城內最繁華的中心大街幸福路，順著山坡向南依次排開。這幾個去處與我的從教工作生涯似乎大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淮陰師范畢業前的實習工作已經在與幾年前工作過的馬陵中學僅一墻之隔的宿城中心校（后更名為宿城區宿驗小學）開始了，我被分配擔任四年級班主任和語文教學。名曰實習，卻安排了整整一個學期，其實，地區文教局早已把這屆特殊的師范生當作成熟的小學教師，提前安排進入正常的教學程序了。半年后的正式畢業，也不再安排返校，僅僅是履行文書程序，走走過場而已。

我心知肚明，逆向的畢業分配，正式的小學教師生涯現在已經開始了。我很是自嘲，幾年前的那次畢業，分配在馬陵中學任教，宿遷中學還香噴噴的到文教局要我;再次經歷淮陰師范“掛釉子”，反倒被分配到小學工作，隔壁馬陵中學過去的同事相見，人家難免產生疑問:“咋了，被貶到小學了”？我當情何以堪！但我完全明白，中等師范的教育目標就是培養小學教師，這沒辦法，不是當權者的故意，而是命運的自我捉弄，好在“掛了釉子”，換了定量戶口，解決了自己的最大關切，知足吧！

實習結束了。沒有畢業典禮的畢業事宜，在淮陰師范學校與各縣文教局之間悄無聲息地進行著。我們連回淮陰師范學校與母校揮揮手道個別、說聲再見的機會都沒有！35年后，2016年5月8日，我們淮師80級三班全體同學，加上原九班被調出的5位同學，特邀班主任相老師參加，以“80東升（班主任相老師的名字）班”的名義，在已經成為淮陰師范學院新校區的老淮師校園內（淮陰師范學校此前已并入淮陰師范學院），舉行畢業后的首次聚會，同時也算補了當年無法舉辦的畢業典禮。

縣里以加強農村基礎教育的充分理由，把來自農村的學員全部分配到各公社的中心小學。對于我，縣局還掌握著曾經強烈要求從縣城中學調回原籍工作的“前科”，絕沒有再留城工作的理由了。于是我被分配到鄰近家鄉的西南片中心鎮埠子公社中心小學工作。這是既滿足工作需要又體現人性化關懷的安排，也很合我的意愿。

由于是片中心，學校的規模、校舍建設和教學環境，都明顯好于一般公社的中心校。學校的李老校長鶴發童顏、慈祥和善、風度儒雅，頗具長者風范，似乎有一種超然的磁凝引力。學校分工我五年級語文老師、班主任，兼五年級的年級組長。自我感覺可以得心應手，駕輕就熟，若有閑暇，還可以作點教學方面的學術研究。

一個毫無任何背景和社會資源可以提供幫助、來自窮鄉僻壤的普普通通的農民子弟，歷盡曲折艱苦打拼，討得這份工作，足矣！這兒或許就是我長期工作、生活、養家、乃至賴以生存的處所，定下心來，就在這兒干吧，管他中學小學，逆向順向，只要心順，則可一順百順。

開學僅一周，班級工作剛進入正軌，學校突然接到縣文教局電話，通知我速到縣局有事。我頓感丈二和尚不知所蹤，十分忐忑地來到縣文教局，局領導啥也沒說，又讓我立馬到縣委組織部去。組織部干部科李科長接待了我，告訴我從現在起，借調到組織部干部科工作。他交待了工作內容和要求，又安排人帶我到縣政府招待所，辦理長期住宿手續。我就這么云里霧里的告別了還沒有焐熱板凳的埠子中心校，到縣委組織部上班。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當時組織部缺人手，到文教局查閱教師檔案，選借一個年輕黨員教師到組織部幫助工作，不知道什么時候燒了高香，竟陰差陽錯地通過檔案選中了我。

半年后，部領導找我談話，肯定我在部里工作做得很好，說本想把我留在組織部，但國家要求穩定教師隊伍，淮陰地區文教局對宿遷抽調教師從事其他工作很有意見，故我需回教育口子。但不需再回學校，工作關系定位在文教局秘書股。

在文教局工作又是近半年后，1983年5月，組織部一張調令，將我派往縣城北郊的井頭公社任黨委組織委員，并作為副鄉長侯選人，參加恢復鄉鎮人大制度改革試點的人代會選舉，當選副鄉長，從此開啟了我并非自己主觀意愿的教師改行后三十多年的行政工作生涯。

我的“三逆”生涯均發生于1976年后社會轉型的特殊年代，從事教育工作期間，雖然歷經磨難，但我絲毫不因此產生對教育工作的忌怨與反感。相反，我對教育工作始終保持著深深的眷戀和特殊的感情。是那段經歷磨煉了我勇于挑戰命運、戰勝困境的意志，是那段經歷激勵了我刻苦進取、勇毅向前的精神，是那段經歷滋養了我低調務實、誠厚為人的品格。我為曾經的教師生涯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