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關注度越來越高，特別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愈加明顯。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之聲也一直如影隨形，如何向國際社會呈現一個真實、全面、立體的中國形象，是所有媒介共同面對的課題。與其他媒介相比，電視紀錄片作為一種取材于現實生活、非虛構的藝術表現形式，以真實品質、人文含量，成為對外傳播國家形象媒體力量中最直接形象、最少隔閡的一種方式和載體。那么紀錄片究竟應該如何塑造國家形象？以往紀錄片上的中國國家形象是什么樣的？現在紀錄片塑造中國形象存在哪些問題？將來紀錄片如何更好地塑造與傳播中國形象？這些問題都可以在《電視紀錄片“自塑”國家形象研究（1958-2018）》中找到答案。

　　《電視紀錄片“自塑”國家形象研究（1958-2018）》，以1958年至2018年60年間在國外傳播出以及在國外獲獎的中國電視紀錄片作品為研究文本，運用傳播學、影視藝術學等理論，分析不同時期中國電視紀錄片呈現出的國家形象具體樣貌、塑造國家形象的方法、對外傳播國家形象的渠道、國際受眾接受與反饋等情況，以此探尋電視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的特點、規律與方法，展開了縱向與橫向、整體概述與案例解讀、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系統研究，為媒介更好提升對外塑造國家形象效果提供有益思路。

　　《電視紀錄片“自塑”國家形象研究（1958-2018）》，以中國電視紀錄片發展史為縱向維度，以國家形象的塑造與傳播過程為橫向維度，形成縱橫交錯式架構，呈現了電視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的立體圖景。縱向維度，作者以重大歷史事件為劃分節點，對中國電視紀錄片60年風雨歷程做出獨到的時期劃分：1958-1966年為“大躍進”時期，1967-1977年為“文革”特殊時期，1978-1989年為“改革開放”初期，1990-1999年為“改革開放”深入期，2000-2018年為新世紀復興期。橫向維度，作者從傳播者形塑主體、題材內容、形象內涵、形塑方法、傳播方式、接受反饋等層面，對每個時期紀錄片塑造中國形象的實際情況進行具體分析。紀錄片發展史與國家形象塑造，這兩個維度貫穿始終，拓寬了媒介形象研究視野。

　　作者以紀錄片呈現國家形象的整體發展與典型案例解讀相結合，勾勒出不同時期電視紀錄片塑造的中國形象。在闡釋各個階段紀錄片國家形象內涵時，將中國電視紀錄片的題材內容與國家形象內涵一一照應，梳理出政論文獻紀錄片、經濟紀錄片、歷史文化紀錄片、社會人文紀錄片、自然地理紀錄片等類型，探究其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自然等方面呈現出的國家形象具體面貌。其后，選取每個時期具有影響力的典型紀錄作品進行詳細解讀，例如《毛澤東出訪蘇聯》《下課以后》《金溪女將》《絲綢之路》《話說長江》《望長城》《遠在北京的家》《我們的留學生活》《中國春節：全球最大的盛會》《我們這五年》等，生動細致的解讀，讓讀者深切感受中國電視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的衍變。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體現出作者深厚理論積淀與分析研究能力。

　　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側重。對于紀錄影像中國家形象的分析和解讀，不是靜止地看待，而是以動態、發展的眼光進行研究。我國電視紀錄片從1958年誕生以來，對外塑造國家形象越來越真實客觀、立體多元，塑造手法越來越豐富多樣。作者將歷史與現實進行對照與審視，指出中國電視紀錄片在塑造國家形象過程中，仍然存在的問題與不足，結合實際提出改進策略和路徑思考。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存在很大提升空間，例如進一步明確國家形象的內涵定位，打造與實體形象匹配的史詩級國家形象塑造作品，傳播策略上做到“內外有別”與“外外有別”共存等。這些問題與對策的提出，體現出作者獨到的判斷和思考，也顯示出作者對社會現實的關切。

　　在理論方面，作者從“他者”參照下的“自塑”理論視角出發，根據“自塑”程度的不同，將每個時期電視紀錄片塑造國家形象，劃分為“完全我者自塑”、“非常我者自塑”、“反思我者自塑”、“引入他者自塑”和“多元我者自塑”，這有利于厘清紀錄片對外塑造中國形象的歷史脈絡，認清紀錄片傳播中國形象的現實狀況。在紀錄片創作方面，作者將紀錄片創作實踐中的切身感悟與紀錄片理論有機結合，深入淺出地描繪出中國紀錄片發展進程中國家形象的立體面貌，這對于我國國際傳播類紀錄片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面對當下錯綜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電視紀錄片有責任對外塑造與崛起大國實體形象相匹配的國家形象。《電視紀錄片“自塑”國家形象研究（1958-2018）》，對這一時代性命題做出了回應，全面梳理了“對外”電視紀錄片中的國家形象，為我國紀錄片創作貢獻了學理性思考，拓展了國家媒介形象建構這一議題的研究思路。

（本文刊發于2021年5月24日的江南時報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