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譽國際文壇的“國際寫作計劃”，是聶華苓夫婦于1967年創辦的。它有計劃有目的地邀請各國作家到愛荷華“促膝長敘，杯酒論文，交換他們的經驗體會和他們的心。”對增進各國作家之間的了解與理解、推動中國文學走向國際文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聶華苓因此被譽為“世界文學組織之母”；1976年，被300多名各國作家聯名推舉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1987年9月，汪曾祺應邀參加“國際寫作計劃”，在三個月的相處中，汪曾祺與聶華苓夫婦從萍水相逢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由于文革導致了中國作家與世界文壇的疏離與隔膜，各國作家和讀者對中國作家及作品所知甚少。為此，聶華苓對汪曾祺來“國際寫作計劃”在媒體上作了強勢宣傳，汪先生特地帶了幾張當時美國的報紙回國。在他從美國回到北京后幾天，山西作家烏人去拜望他。烏人回憶道：他高興地“拿出一張美國報紙讓我看。報紙上有一張汪先生的彩色照片。那是一張很大很大的照片，足有‘文革’期間毛主席在報紙上發的那么大。汪先生說：發這么大的照片，這在美國也很少。要知道這是國家領導人的待遇啊。”汪朗曾對媒體俏皮地說了老頭兒初到愛荷華的一個細節。他說，1987年汪老出訪美國，雖然歲數大(時年67歲)，但那時在國外還屬于一個不知名的老作家。于是，老頭兒拿了《晚飯花集》和《汪曾祺短篇小說選》來為自己作身份證明。也許擔心書不夠用，他在美國給我們寫信，讓家里趕快給他再寄一部分書去，他好在那里“四處張揚”。可嘆惜的是，書即使夠用，也只能在小范圍內有作用，因為懂中文的美國人畢竟太少太少了。而聶華苓在媒體上的這一宣傳，那就大不一樣啦!

　　汪先生很尊重聶華苓，這從他送聶華苓的禮品上可以看出來。在臨赴愛荷華之前，老頭兒就考慮送什么給聶華苓好，想來想去，瓷器作為禮品最好了。但轉念又想瓷器易損壞，不易攜帶，更不能多帶。幸好有外事經驗的鄧友梅一句話提醒了他:“嘿!這有什么可愁的?你什么也不用帶！你就把你的書畫帶一些過去，不是比其他東西更好嗎?”汪先生給聶華苓帶去了一幅畫，在《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中，老頭兒慎重地記下了這件事。他說:“我給她帶去一個我自已畫的小條幅，畫的是一叢秋海棠，一個草蟲，題了兩句朱自清先生的詩:‘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惆悵近黃昏’”。當然華苓也是尊重汪先生的。汪曾祺高興地說“第二天她就掛在書桌的左側，以示對我的尊重。”距離別美國還有幾天時，恰正逢感恩節，汪曾祺又琢磨著送聶華苓什么東西為好了。汪先生說，“給聶華薈什么吧?黃凡送了我一個水晶玻璃的盒子，用來轉送別人，不合適。茶葉還有，但她家里茶葉有的是。忽然想起，可以送她兩支毛筆。裝在一個錦盒里，還像樣。”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臨分別的前一天,聶華苓聽說別人送給汪曾祺的酒壺被小偷偷走了，皮夾子也偷走了；她“高興極了，說:‘我正想送你(汪曾祺)什么好，這下好，我再買一個送給你！’她知道你(汪夫人)給我的皮夾子也丟了，說:‘正好，我有一個很好的皮夾子。’”這段話有意思吧，汪先生給汪師母十二月六日的信中就是這樣說的。

　　1990年初秋，汪曾祺還趁在愛荷華大學讀書的一位親戚給了兩件禮物給聶華苓。一個是仿楚器云紋的朱紅漆盒，一件是彩色扎花印染的純棉衣料。聶華苓非常喜歡，她對安格爾說:“這真是汪曾祺!”為什么聶華苓如此喜歡呢？因為她是湖北人，仿楚之物，可慰她的懷鄉之情、故國之思耳！

　　聶華苓對汪曾祺的講演風格頗為欣賞。汪曾祺在“我為何寫作”討論上說的有故事、有細節，贏得了笑聲和掌聲。“這次討論會開得很成功，多數發言都很精彩。聶華苓大為高興。”(見汪曾祺十月二十日的信)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汪先生又得意向夫人炫耀了聶華苓對他演講的激賞，曾祺先生在“美國印象座談會”上發言講了三個小事: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野鴨子是候鳥嗎、夜光“馬桿”。這三個小事，小而有趣，小中見大；時間不長，且輕松幽默。“聶華苓說:‘你講得很棒!最棒!’”他進而又自我表揚地說了一句:“我每次座談都是挺棒的。”

　　2009年11月聶華苓應請在香港浸會大學演講，學者尹新秋聽了講座后說，“聽聶華苓的講座，很享受。不是怕她說多了，而是嫌時間過得太快了。她的人生遭際和她說到的人，都很有故事。她的敘述，又很精彩。輕松，幽默，在笑聲和掌聲中娓娓道來。說到興頭上，她會朗聲大笑。那種大笑，不摻雜質，沒有一點顧忌。”(尹新秋《走近聶華苓》)于此可見，聶華苓與汪曾祺的演講風格是非常相近的，文人相親，同聲相應，聶華苓當然要盛贊老頭兒啦！

　　英國哲學家卡萊爾曾這樣評價那些大師：“他們是有益的伙伴，是自身有生命的光源，他們令人敬仰，挨近他們便是幸福和快樂。”我想,這幾句話用來評說汪曾祺、聶華苓，那也是名符其實的。

　　《遙寄愛荷華》中，汪先生向讀者們透露了聶華苓在他家吃飯的事。回憶起這往段事，老頭兒不免禁不住眉飛色舞，興致勃勃。他說:一九八八年，安格爾和聶華苓訪問了中國大陸一次。作協外聯部不知道是那位出了一個主意，不在外面宴請他們，讓我在家里親手給他們做一頓飯，我說“行!”聶華苓在美國時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菜(我在她家里只做過一次炸醬面)，這回如愿以償了。我給他們做了幾個什么菜，己經記不清了，只記得有一碗揚州煮干絲、一個熗瓜皮，大概還有一盤干煸牛肉絲，其余的，想不起來了。那天是蔣勛和他們一起來的。聶華苓吃得很開心，最后端起大碗，連煮干絲的湯也喝得光光的。

　　對此老頭兒挺得意,曾給一些親友說過，在《自得其樂》文中,他也寫到了此事，不過敘述簡略一點了。他說:“我給做了幾道菜，其中一道煮干絲。這是淮揚菜。華苓是湖北人，年輕時是吃過的。但在美國不易吃到。她吃得非常愜意，連最后剩的一點湯都端起碗來喝掉了。不是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國鄉情耳。”后來他寫的《干絲》里，曾祺先生又說到了那天的煮干絲，最后兩行還有意無意地作了“補充說明”:“我那道煮干絲自己也感覺不錯，是用干貝吊的湯。前己說過，煮干絲不厭濃厚。”

　　再說一下，在愛荷華的那一頓北京炸醬面，汪先生可謂是“勞其心志，苦其筋骨”了。傅國霖先生說:“汪先生幾乎跑遍了愛荷華的大街小巷，終于買到了一罐黃醬，于是便精心制作了一碗‘小碗干炸醬’，佐以黃瓜絲、青豆等各種菜碼兒，并親自動手搟面,直吃得聶華苓連聲叫好，說明天還要來吃炸醬面。”(傅國霖《憶汪老二三事》)

　　在美國，汪曾祺可謂是過足了酒癮。他到美國后給夫人寄了16封信(含斷斷續續寫的放在一起寄的)，從第一封信便說到了酒，直至最后一封酒，也還提到了酒，前后竟有八封信中都不離酒!

　　第一封信中，他興奮地向夫人報喜:“昨天剛到愛荷華，洗了一個臉，即赴聶華苓家的便宴——美國火鍋。喝了兩大杯蘇格蘭威士忌。邵燕祥擔心我喝酒成問題。問題不大。昨天宴后，就給我裝了一瓶威士忌回來。”中秋節那天，汪曾祺是在聶華苓家度過的，老頭兒有點遺憾:“有極好的威士忌，我怕酒后失態，未能過癮。”10月18日,聶華苓主持舉辦了一次文學討論會，會后聶華苓又邀汪曾祺等人去她家喝酒聊天。臨離開美國準備回北京的前夕，那晚他熟睡時，小偷進來把他房間里電視機、還有600$現款、多半瓶Vodka、以及不少小東西都給拿走了。汪先生在給夫人的信當然要“坦白交待”啦，但就是不說為什么如此“熟睡”的。聶華苓當然知道的哦，她回憶說:“在一個晚會上，喝得酩酊大醉，幾個作家抬著他回五月花公寓。第二天，醒來發現房門大開，錢丟了，房門鑰匙也不見了。”后來，汪先生在《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一文中寫道:

　　“他們家幾乎每個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美國的習慣是先喝酒，后吃飯。大概六點來鐘，就開始喝。”“他們家放酒和冰塊的地方我都知道。一邊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蠻愜意。我在安格爾家喝的威土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我一輩子沒有喝過那樣多威士忌。有兩次，聶華薈說我喝得說話舌頭都直了！臨離愛荷華前一晚，聶華苓還在我的外面包著羊皮的不銹鋼扁酒壺里灌了一壺酒。”

　　與曾祺先生對門而居喝是中國臺灣作家蔣勛，這位作家也是一位酒徒。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直言:“喝酒的忘年之交里，最讓我痛心的是汪曾祺。……汪先生一大早就喝酒，娃娃臉通紅，瞇著細小的眼睛，哼兩句戲，顛顛倒倒。……汪先生一醉了就眼泛淚光，不是哭……喝醉了，他把自己關在密閉的房間里抽煙，……很享受了一段狂酒狂煙爆炒麻辣的日子。”

　　老頭兒的遺物大多都贈送了家鄉的“汪曾祺紀念館”，但有一樣東西沒有捐出去，那就是聶華苓送曾祺先生的那只酒壺。灑壺中還有不少酒，汪先生一直沒有舍得喝。有一位記者在汪家舊居采訪汪朗，汪朗拿出這個酒壺“一搖，還能聽到叮叮當當的酒聲。”這只酒壺，承載著汪先生在對愛荷華的回憶，承載著老頭兒與聶華苓的友誼!

　　在此也借機說一下，《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寫于1991年12月20日，發表在《中華兒女》1992年第2期。《中華兒女》是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主辦的大型期刊，鄧小平親題刊名，當時有四高(高層次、高格調、高水準、高質量)之譽，在海內外頗有影響。汪先生的忘年交龍冬時為該雜志編輯，他向老頭兒約稿，曾祺先生遂把此稿交給他發表。龍冬至今還珍藏著汪先生的原稿手跡。他告訴筆者，汪先生的文章標題原為《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龍冬以為不理想，“打電話請他(汪老)再斟酌。他在電話里靜穆了不到一分鐘，脫口而出:‘那就叫《遙寄愛荷華》吧!’我回答，原標題改為副標題。他說‘可以’。”還有一個鮮為人知(或曰讀者容易失察)的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1998年版)較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2018年版)，汪老的這篇文章居然莫名其妙的少了一小段。這一段如下:

　　我到美國好像變了一個人。我對聶華苓說:“我好像脫了一層殼，放開得多了。”

　　聶華苓說:“那是!”

　　“這和你們相處有關系。”

　　“那是!”

　　我說:“回國以后，我還會縮進殼里去的。”

　　其實，這一段話的主要意思在汪曾祺給聶華苓的信和給夫人的信中早表達過了。汪先生說:“所有的作家都覺得別人很可愛，并覺得自己比平日更可愛。這是受了你和保羅的影響，因為你們很可愛。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我本來是相當拘束的。我好像一枚包在硬殼里的堅果。到了這里，我的硬殼裂開了。我變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聰明一點了。這也是你們的影響所致。因為你們是那樣感情奔放，那樣聰明。謝謝你們。”在十月二十日給汪夫人的信中說得更明確。曾祺先生云:在愛荷華“我好像一個堅果，脫了外面的硬殼……回國之后，我又會縮到硬殼里去的。”為什么少了這一小段呢?是無意漏掉了?還是有心刪除了?我真的不知道。

　　即將離開愛荷華歸國之際，汪曾祺給聶華苓寫了一封信，他說“這是一封告別信，也是感恩節的信”。信不長，充盈著贊美、感謝和情誼。聶華苓看到后就立即給汪先生打去了電話，“說這封信她將永遠保存。”當然，她永遠保存的不僅僅是這封信，更是她與汪曾祺先生的友誼、地久天長的友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