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張蘭芝，是土地革命時期1929年入黨的老黨員、老紅軍。新中國建立后，他從軍隊轉業到地方農場工作。由于參加革命時間比較早，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從事過不同形式的工作，所以有很多老戰友。一些戰友在革命斗爭中犧牲了，更多的戰友在新中國建立后仍活躍在一線工作。

　　我們兄弟姐妹小時候很喜歡聽父親講艱苦歲月里的革命故事，他每當說到戰友時，都很亢奮很激動。常常表現出崇敬贊揚、感慨痛惜，有時還有批評指責，交織在一起的復雜情感。在這些故事的感染影響下，他的戰友們鮮活生動的形象，一直深深的鐫刻在我的記憶中。他們之間數十年前的故事，至今仍在我腦海里常常浮現。

　　一

　　1962年的春夏之交時，從南京來了一位叔叔，四十來歲的年紀，中等個子，白白的方臉盤，絡腮胡子，穿著綠軍褲白襯衣，笑瞇瞇的面容，很是慈祥和藹。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個特點:一是喊我名字的時候，會說成“中…中華”，說其他話也時時有點結巴;二是隨身帶著一臺裝在牛皮套子里很精致小巧的照相機，時時給我們拍拍照片。父親告訴我們這是王慶華叔叔，是他的老戰友也是老鄉。

　　慶華叔叔來了，父親和母親都很高興，和他象一家人一樣。噓寒問暖拉家常，全家人都沉浸在歡欣喜悅之中，當天的晚餐還很難得的加了葷菜。第二天上午是個藍天白云的好天氣，王叔提出給我們拍照片，孩子們都高興的直蹦跶。一家人簇擁著他來到農場后園，在一片薔薇花叢前為我們全家拍合影，為每個孩子都拍了單人照片。以前，我們只是在照相館里拍過照，這時候感到特別新鮮和歡快。他拍的這些照片非常生動的記錄了六十年代初我們全家的狀況，至今還有一些保存著。

　　慶華叔叔的短暫來訪，給我們留下了美好深刻的印象。直等十多年后我才弄明白，他是南京軍區政治部文化部的領導。抗戰初期，父親在家鄉組織抗日救亡活動時，遇到了慶華叔。了解到他家境貧塞，生活困苦，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很積極，又善于做宣傳發動工作，就介紹他到抗日動員委員會工作團工作，后來又發展他加入了黨組織。1940年初，參加革命，戰爭年代在新四軍四師拂曉劇團、戰地服務團工作過，后來擔任過南京軍區前線歌舞團的團長、政委。別看他平時說話有點結巴，上舞臺說臺詞、唱歌流暢自如。

　　父親介紹他參加革命加入了黨組織，他們又是同鄉，所以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特別的親熱家常。文革期間部隊文體育團隊搞“四大”，慶華叔叔受到沖擊被誣陷是假黨員。造反派數次找到父親，讓他提供假證，都被他義正辭嚴的駁斥。

　　二

　　那年冬天，又一個王叔叔到我們家來了。這是個晴朗的冬日，父親得知這位王叔叔要來的消息后，特地要農場準備了單套馬車，他自已身體不好，讓我姐姐代表他坐著馬車進城去接。后來我姐姐回憶說，這位王叔叔是昨晚剛從北京來的，住在城東汽車站附近一個簡陋的旅店里。乍見面就能感覺到他面龐上的沉悶和憂郁，胖胖的中等身材仿佛被千斤重擔壓得透不過氣來。上車后就在鋪著蘆蓆的馬車車廂里坐了一會兒，覺得不舒服，又起身坐在車梆上。一路上與姐姐和趕馬車的工人叔叔也沒說幾句話。

　　父親在離家門老遠的地方迎著他，一見面倆人就緊緊的擁抱。這時王叔叔眼圈紅啦，淚水在眼眶里打轉。他們倆進屋后，就面對面坐下，不停的說話...說呵.說呵，王叔叔的情緒一直很痛苦，很憂郁。他們在說剛剛經歷過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苦難，在回顧戰爭年代共同經歷過的生死考驗……

　　這位王叔叔叫王達夫，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信陽事件”時曾擔任信陽地委書記處書記，對事件的發生負有重要責任，犯了嚴重錯誤，中央和河南省委于1960年11月暫停了他的領導職務。“信陽事件”極其惡劣的影響和處理過程中幾次劇烈反復，使他受到的精神打擊和良心折磨非常痛苦。在等待最后處理的這段難熬的時間里，他只身來到老戰友老大哥身邊，匯報思想尋求精神支持。

　　父親對達夫叔叔很了解，有很深的感情。早在抗戰初期他倆就熟悉了，共同在新四軍四師、五師工作過一段時間。1941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歲月，父親按照組織安排，曾在他家隱蔽過一段時間，使他們的關系更加親密。新中國建立后，他們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關系仍然很密切，相互情況也比較了解。聽了達夫叔叔的訴說，爸爸十分震怒也非常痛苦，拍案痛加斥責之后，更多是刻骨銘心的教誨開導。要求達夫叔叔“把自己的一切交給黨，聽黨的話，服從處理，努力改造思想"。許多年后說到這件事父親仍然是忿忿不息，既怒三年自然災擊中人禍的苛毒，也怒達夫叔叔當時身在領導崗位的不爭。

　　以后的歲月里，王達夫叔叔先后到河南平頂山市和省輕工業廳的領導崗位上工作，深刻地記取了教訓，踏實勤懇地埋頭工作，做出了很好的政績。

　　三

　　1965年深秋的一個周末，父親接到軍分區領導的電話通知，時任安徽省軍區政委的宋文將軍晚飯后要到農場來看望他，這是出乎他意料的高興事。宋政委是父親的老首長，1948年宋政委任豫皖蘇四分區(阜陽軍分區的前身)司令員時，父親在他的領導指揮下，率部回家鄉臨泉西南地區圓滿完成剿匪任務，受到過表彰。一九四九年一別，已過去了16年時間。他是1930年參加紅四方面軍的老紅軍，身經百戰、屢建奇功、軍政兼備，1949年以后歷任師長、副軍長、南京軍區副參謀長、軍區裝甲兵司令員，東戍海防、北赴朝鮮抗擊美帝。1965年10月任安徽省軍區政委后，正在軍分區搞調查研究工作。

　　傍晚時分，一輛吉普車緩緩駛進農場大門，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停下來。宋叔叔自己打開車門走出來，他中等個子清瘦矍鑠，微黑的臉膛上的兩只大眼睛炯炯有神。

　　父親迎上去說“老首長好，可把您盼來啦。”

　　宋叔叔說，“老張你好嗎?轉眼十幾年過去了，你見老嘍”。父親比宋叔叔年長6歲，1965年時已57歲，又因患青光眼右眼球剛摘除不久。

　　“好呵、好呵……就是老啦，再也不能像當年那樣和您一起東征西討了。”

　　倆人邊說話邊走進屋里，這是父母親在農場住了十幾年的兩間老房子，中間用竹篾片糊上棉紙隔開，外間會客，里間做臥室。宋叔叔坐下后，接過父親遞給他的一杯白開水，倆人繼續聊。

　　“老張這些年日子過的還好吧？”

　　“很好。剛轉業時組織上想讓我去當縣長，您知道我沒文化哪能當好縣長。就要求到農場來工作，一干十幾年就過去了。”

　　“干農業好，在很長時間里我們國家都需要大抓農業。”

　　這時，我只顧凝神看著宋叔叔說話，忘記了父親交待的給司機叔叔送水喝的事。隨著他的招呼，我用搪瓷茶缸倒上大半茶缸的白開水端給在吉普車旁等候的司機叔叔喝。在我的記憶里，這位叔叔很親熱的和我說話，詢問我和我們家的情況，還風趣地講了一些部隊上的故事……

　　不知過了多久，天已經很黑了。宋叔叔和父親終于從屋里走了出來，仍然是邊走邊談，好像是在說孩子們學習的事。走到吉普車前，他們很鄭重的握手道別，又一次交待父親“老張呵，你年齡大了，要特別注意身體健康!”

　　宋叔叔走了，父親顯得有些失落和寂寥，好幾天緩不過神來，家里人都弄不清出了啥事。后來我們才知道，他們各自說了很多心事，特別是傾心交談了建國以后工作中遇到的疑難和困惑。感同身受的體會，使他們心心相印，這些認知對父親的思想震動和影響很大，以至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許多年過去，我也有了很多的戰友，經歷過許多跌宕起伏、生離死別后，才真正體會理解了父親當時的復雜心情。

　　四

　　小時候，我們最熟悉的是張好連叔叔，新中國成立前夕父親帶部隊回鄉剿匪，他當過通信員。他倆個人感情很深。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張叔叔在軍分區教導隊當教導員，每年父親都會請他來一、二次幫助擦拭保養兩支自佩槍，同時敘敘舊聊聊天。每逢他來的時候，也是我們小孩子最高興的日子。他是個紅臉漢子，脾氣好，笑起來眼晴瞇成一條線，喜歡帶著我們幾個小孩子玩，他來了我們還可以跟著玩玩父親的槍。

　　父親的兩支佩槍都有點來歷。一支德制20響駁殼槍，另一支美制M1卡賓槍。這兩種槍都是二戰時的名槍，構造簡單、火力威猛、操持方便，在當時軍隊裝備的槍支中享有盛譽。父親的駁殼槍是抗戰后期在新四軍五師繳獲敵人的，卡賓槍是解放戰爭魯南戰役部隊繳獲國民黨軍的。他對兩支槍十分珍愛，經常操持和保養，平時分別放在他的床頭和媽媽的床里邊。六十年代后，父親眼睛動手術視力不好，就委托好連叔叔過段時間來擦拭保養，直到1966年文革開始才按要求上交組織。

　　好連叔叔來時，常常還帶著一位年輕的解放軍叔叔，先和父親聊聊天。然后搬出一張小方桌和幾只小板凳放在院子里的大楊樹下，在桌上鋪張報紙就開始擦槍。小孩們圍著方桌坐在小板凳上看，兩個叔叔邊折卸擦拭槍支，邊講解機件名稱和作用。孩子們可以七嘴八舌地詢問弄不明白的地方，但決不允許動手去摸弄。父親在旁邊看著，繼續與好連叔叔說著話。

　　有一次好連叔叔說，駁殼槍有點膛銹，擦槍布拉了幾次還不夠光亮。父親接過槍來，迎著亮光瞇著眼睛看了看槍膛和槍管說是有點銹斑。接著嘩啦一聲裝上彈匣把子彈頂上膛，舉起槍來往天上打了幾發。隨著震耳欲聾的槍聲響過，幾個還來不及反應的孩子驚的目瞪口呆。好連叔叔笑瞇瞇地說這么多年過去了，老首長身手還是這么好。父親笑道打幾發你就能擦的更干凈。至今每當回憶到這件事，父親和好連叔叔當時的音容笑貌總能栩栩如生的在我的眼前浮現。

　　時至中午，槍擦好了話也說的差不多了，他們總是要喝杯酒的。父親不好酒，但總要客人喝好，酒是農場自釀的土酒，菜是自家炒的幾個土菜，碰上好連叔叔又酒逢知已，總是喝的津津有味。當年，父親和母親結婚時好連叔叔還在當通信員，所以每次好連叔叔來母親也是要敬他兩杯的，像一家人一樣親切熱鬧。

　　有時候好連叔叔還會把我們幾個大點的孩子帶到他們部隊去，看看他們的閱覽室，學學戰士們射擊練習的四點瞄準，再扛上一支小口徑步槍到營房后門外小河旁去打游動小魚等。好連叔叔就是這樣的可親可愛，給我們留下了很多值到記憶留戀的美好故事。

　　五

　　父親說到最多的，心中最欽敬、最難忘的戰友是犧牲在南京雨花臺的李效良叔叔。

　　1934年6月，父親在江西瑞金中央黨校學習結束后，受中央組織局派遣赴上海送款。完成任務后由于叛徒出賣被捕。先后被關押在上海龍華監獄、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中央軍人監獄和蘇州反省院。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位于江東門外，是當時國民黨囚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在這里父親結識了同室難友李效良，他是山西人，大革命時期在大學學習時加入了共產黨，戰爭中打斷了一條腿，裝著假肢，后來在江蘇鎮江組織發動國民黨軍隊兵變時被捕。他具有堅強的意志，對革命勝利充滿信心，常給同牢難友們講革命道理。經常教爸爸識字。在他的幫助下，父親聯系上了獄中黨組織，在黨的領導下開展向監獄方的斗爭，以研討“三民主義”學習“中央日報"為由，爭取到讀書讀報的權利，要求給牢房免費送報，不得隨意扣壓親屬所送書刊的權利，把敵人的監獄變成了讀書認字、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的學校。

　　1935年11月底，李效良叔叔被殺害在南京雨花臺。臨赴刑場前，父親幫助他打水擦澡清洗身體，穿好衣服裝上假肢。相擁告別時，他十分堅定地對爸爸說“堅持斗爭，永不叛黨，中國革命一定會取得最后勝利”。憲兵們把他帶離牢房時，他一路高呼“打倒蔣介石”“中國共產黨萬歲”的革命口號，高唱國際歌，整個監獄都能聽到，極大地鼓舞了難友們的斗志。每次說到這里時，父親都十分激動。他告訴我們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都是硬骨頭，為革命成功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李效良叔叔是他崇拜的英雄，永遠的榜樣，最親密的戰友！要求我們永遠記住他的英名和光輝事跡。小時候，數不清有多少次聽父親講過李效良烈士的故事,他的形象已深深鐫刻在我們新一代的心中。

　　父親和他的戰友們的世界已遠離我們，他們這一代人經歷過中國革命的生死存亡、艱難困苦，也經歷過個人命運的壯懷激烈、跌宕起伏。他們的戰友情懷是特殊的、不可復制的。在我童年時代不完整的記憶里，也能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樸實深沉與厚重美好。風雨過后的平凡日子里，一次探望、一場教訓、一杯白開水、一句安慰話都透視和映射出真誠的光芒，這種光芒的溫暖能直達你的心靈深處。

　　（作者張中華少將，原南京軍區副參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