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繁花》電視劇在央視熱播，街頭巷尾一片熱議。人們津津樂道著劇中的阿寶、爺叔、玲子、汪小姐、蔡司令……也追捧著劇中獨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寶總泡飯、排骨年糕、青魚禿肺、紅燒劃水、粢飯團、定勝糕等，黃河路美食街老字號門前排起了一條條長龍……

　　《繁花》是金宇澄長篇滬語小說，2012年發表于《收獲》雜志，引起文壇轟動。2015年獲得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繁花》被贊譽為史上最好的上海小說之一。

　　（圖為金宇澄先生今年春節在黎里的“繁花書房”）

　　作者金宇澄祖籍吳江黎里。熟悉他的吳江人都知道金宇澄家學淵源深厚：母親姚云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曾是一位進步文藝青年；父親金大鵬（1919-2013）出生于吳江黎里，1938年入黨，曾是潘漢年領導的中共上海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享受離休干部待遇。在《繁花》阿寶父親的身上，我們依稀看到了作者金宇澄父親的身影。阿寶祖父還對阿寶斷斷續續地透露過其父做了什么：“做情報，做地下黨，后來，就蹲日本人的監牢了，汪精衛監牢……后來就跟阿寶姆媽，浙江地主家庭小姐結婚。”（《繁花》第25頁）。而在金宇澄的《回望》一書中，我們則清晰地看到金宇澄父親完整的傳奇人生。

　　有人評價，《回望》就是《繁花》的昨天。

　　有人感慨，金宇澄父親的傳奇經歷堪比電視劇《潛伏》里的余則成。

　　下面，讓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追尋金大鵬在吳江抗日中心——嚴墓的紅色足跡。

　　一、早年求學失學

　　1937年11月5日，日軍在杭州灣金山嘴登陸，杭嘉湖相繼淪陷。此后日軍沿滬寧鐵路、蘇嘉鐵路、平湖公路長驅直入。11月中旬，吳江各城鎮相繼淪陷。日軍實行點線占領，松陵、盛澤、震澤均有日寇據點，而地處江浙交界、地理位置相對偏僻的嚴墓（“銅羅”舊稱，當時為吳江縣第七區）四鄉則成為抗日活動的中心區，國民黨吳江縣政府、縣黨部相繼從松陵鎮搬遷到嚴墓的章奧村。中共浙西特委、吳興縣委等地下黨組織也先后遷至嚴墓。新四軍軍部、中共上海特科也派員到嚴墓開展黨的地下抗日活動。嚴墓一度成為浙北抗日根據地。在這里匯集了無數抗日精英，演繹出了許多氣壯山河的抗日故事。金大鵬就是當年其中的一位熱血青年。

　　金大鵬早年在黎里小學求學。幼小的他崇拜有武藝的俠客，殺富濟貧，除盡惡霸貪官，令人解恨。金大鵬常隨身帶著一只飛鏢，是一位同學將鐵釘打成鏢頭送給他的。金大鵬找了一塊紅綢系在鐵鏢尾巴上，放學后從學校后門穿出，踏上田埂，就掏出來練飛鏢了。

　　在蘇州純一讀完初中后，金大鵬又到震澤育英高中求學。高一讀完，應讀高二，但當時金大鵬家里已經付不起學費，于是轉到嘉興秀州中學再讀高一（1936年-1937年）。秀州中學是基督教辦的中學，對家境貧困的學生全部免學費。金大鵬勤工儉學，為學校事務處刻講義蠟紙，從而免了學費和雜費。金大鵬在學校也參加了軍訓。當年的大學和高中均實施軍訓。學生戴大蓋帽，身穿黃卡其銅紐扣的校服，式樣與軍裝差不多。

　　1937年抗戰爆發，失學的金大鵬回到家鄉黎里。他和十多個學生每天去大廟里寫壁報（紙張筆墨全由鎮上抗敵后援會供應），報道抗戰新聞，每日分別張貼在東西兩典當行的墻上。滬戰沒爆發前，新聞報、申報都從上海寄來，他們抄寫隔日新聞，滬戰爆發后，郵路隔斷，他們就收聽全鎮唯的一臺收音機，記錄下新聞后再寫報道。寫壁報的人男女同學都有，但最后能堅持下去的只有四五個人。后來，金大鵬又加入“黎里抗敵后援會”，他與后援會的周頌文（上海復旦中學青年教師）、楊贊珠（失學青年），在當地創刊《救亡周刊》（32開油印刊物）來宣傳抗日，內容有時事、述評、詩歌、文藝等。這在當年黎里小鎮上是很新鮮而轟動的事情，刊物在鎮上由人公開發賣。后因周刊批評“消夏社”鄉紳的醉生夢死，受到壓制而停刊。

　　二、成為“武抗”成員

　　1937年11月13日，日軍進占平望，吳江全境淪陷。1938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丁秉成（原名李愈秋）奉命到吳江開辟工作，其任務是：爭取改造雜牌游擊隊，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隨同前來的有劉子榮（大劉）、章燕（小劉）、華大閑（陳正之）、俞哲（周奮）、葉初曉（魯秋生）、林風（南德欽）等“武抗”（全稱為“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為黨的外圍組織）隊員。由平望人沈月箴當向導。

　　沈月箴歸丁秉成單線領導，專門負責情報工作。這位女戰士因膽識過人、機智勇敢而被柳亞子先生譽為“吳江花木蘭”。9月，沈月箴通過表哥毛嘯岑的關系擔任了國民黨縣政府的辦事員。進入縣政府后，她巧妙地周旋于上層人物之間，得到了縣長沈立群等人的賞識，為收集情報創造了有利條件。丁秉成等“武抗”成員也成功進入國民黨縣政府常備隊和政工隊，丁秉成任政工隊指導員。他們利用合法身份，廣交朋友，宣傳抗日，積極發展“武抗”會員，為立足吳江（嚴墓）打下了基礎。1939年5月，丁秉成在嚴墓車家壩建立中共吳江支部，不久建立“武抗”吳江支部。

　　上圖為金大鵬（化名金若望）手稿

　　19歲的金大鵬經沈月箴介紹，參加“武抗”，自此踏上革命道路。1938年，金大鵬在黎里開展抗日宣傳，經華中局組織部審查，于當年入黨。1939年，金大鵬來到當時的國民黨縣政府所在地嚴墓。

　　然而此時的斗爭形勢十分嚴峻。1939年8月23日,丁秉成、錢康民領導的“江浙太湖義勇軍”遭到國民民黨頑軍六十一師和吳興具常備隊有預謀的包圍襲擊。丁秉成、錢康民英勇犧牲。

　　丁秉成夫人張瓊英將情報向上級匯報后，上級指示特科在嚴墓的黨員和“武抗”成員分批撤離吳江。沈月箴臨走前通知金大鵬、肖心正留下，等候上海來人聯系。適逢國民黨江南行署舉辦特種工作訓練班，通知各縣選派人員前去受訓。為了取得有利活動的職務，金大鵬爭得機會，打入三戰區第二游擊區冷欣指揮部的“特種工作訓練班”，受訓1個月，取得該部上尉情報員的合法身份，被派回吳江。于是金大鵬成為國民黨上級機關派來的人，不受縣政府管轄，憑著這“灰色”外衣，行動上得到不少便利條件，有效地掩護了自己。至冬天，上海特科情報系統在嚴墓只留下有較好掩護關系的金大鵬、肖心正等少數同志。

　　1940年2月，金大鵬、肖心正與上海“八路軍辦事處”吳成方接上關系，繼續開展情報工作。他們利用沈文潮（縣長沈立群之侄，肖心正親戚）擔任縣政府總收發和監印官職務的便利，收集國民黨的反共密件、電令，經過密寫，通過上海秘密通訊處或親自送交吳成方。時間一久，沈文潮對他們經常取閱國民黨上級來文的密件有所覺察，并主動要求參加黨的活動。1940年8月，經上級同意，帶沈文潮見了吳成方后，回來一起參加了情報工作。

　　1940年春，賣國賊汪精衛在南京建立了偽政權。國民黨縣政府內頑固分子的反動氣焰也日益猖狂，他們監視干擾共產黨人和抗日力量的活動，形勢向不利于我黨的方向發展。然而中共浙西特委和中共上海特科兩個系統的黨組織，雖然不發生橫向關系，但是，在工作中都以縣政府和政工隊為依托，在國民黨縣政府、縣政工隊及其嚴墓農村逐步建立了立足基點，并利用這一有利因素，相互默契，共同協作，領導群眾堅持敵后抗日斗爭。其間，金大鵬、肖心正向沈立群推薦，由思想進步、與我黨關系密切的愛國青年俞清志接任三區區長，三區離敵占區重鎮盛澤不到5公里（中間只隔1個三白漾）。三區逐步建立并成為嚴墓地下黨的抗日基點。

　　在嚴墓期間，金大鵬曾與俞清志等戰友一起開展抗日武裝斗爭。1940年12月12日夜，俞清志帶隊，5人刺殺小隊潛入盛澤敵占區，一名隊員帶路，兩人把門，金大鵬與潘逸溪上樓，對大漢奸葉冠吾各開一槍，將其當場擊斃。當時，葉冠吾是吳江縣安清同盟會會長，而這幫人實際上是日軍憲兵隊豢養的以青幫流氓為骨干的鷹犬。

　　1941年4月，金大鵬與俞清志帶隊，帶領多名戰士攻打盛澤據點，因缺少經驗和武器，未能打入市鎮，但此次行動已造成滿城風雨，日偽軍為之惱羞成怒、驚恐不安。

　　三、宣傳抗日救亡

　　在嚴墓，金大鵬與戰友肖心正等人一手拿槍，一手拿筆。他們一起創辦進步刊物《敵愾》《義旗》，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方針。

　　（圖為金大鵬）

　　1939年7月，抗日文化宣專刊物《敵愾》月刊在吳江嚴墓鎮創刊。它以宣傳抗日、反對投降、反映淪陷區抗日青年的愛國熱情為主旨。創刊號載有馬希仁的《發刊詞》、地下黨員丁秉成的《紀念魯迅逝死三周年》，以及馬希仁、姚遜、莊紹楨等人寫的抗戰理論、時事述評等文章。封面上印有洪奔（林家春）的木刻《夜襲》。刊為16開鉛印本，印數兩三百份，由震澤印刷廠排印。由于在創刊號顯著的地位引用《上海周報》的一句口號：“建設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被國民黨頑固派視為紅色刊物，不準繼續出版，因此，只出創刊號一期，就被迫停刊。

　　1940年6月15日，金大鵬與馬希仁、肖心正等繼《敵愾》之后，又在嚴墓創刊抗戰文藝刊物《義旗》，內容有短論、國際問題、特寫、散文、報告文學、詩、文藝創作、敵區通迅、思痛錄等。至1940年11月12日，共出過6期，刊載的文藝作品有：老衍（馬希仁）的《復仇》、沙寧（馬希賢）的《蘇皖行》、旋風（馬希賢）的《吳門殺狗記》、阿瓊（沈月箴）的《女警察》、一沙（沈月箴）的《炎夏的草地上》、沙星的《上戰場》、金大鵬的劇本《毛維德》、肖心正的京劇小戲《抗日英雄章阿大》和小說《青風港》等。該刊由嘉興新塍印刷所承印。1940年底，第7期稿件已征集準備付印，因時局緊張，未能印刷出版。

　　1940年秋，金大鵬、肖心正等，根據上級關于“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和在當地發動更多青年投入抗日斗爭的指示，設法聯合了政工隊在嚴墓鎮上演戲，大唱進步歌曲，沖破了沉悶的空氣，受到抗日青年的普遍歡迎。不久，政工隊又在鎮上召開“二五減租”座談會，宣傳減租減息，參加者有國民黨縣政府、縣黨部、嚴墓區政府等各界代表及當地青年。

　　國民黨頑固派卻叫嚷“縣政府里有共產黨活動”，制造了前所未有的緊張氣氛。國民黨江南行署又下令撤消蘇南各縣所屬政工隊，改為青年工作隊（青工隊），屬縣黨部領導。于是政工隊被解散。浙西的革命同志也因此失去了立足吳江的基點。為了把他們留下來，金大鵬設法擔任青工隊長，使政工隊原班人馬進入青工隊。

　　1940年11月，金大鵬、肖心正等人又通過縣稅務局長馬希仁舉辦了“稅務人員訓練班”。舉辦這個“稅訓班”的目的，是幫助更多的失業青年得到參加抗日的機會，施以政治訓練，培養一批青年稅務員，改善稅務人員的素質和解決一些人的生活出路問題。而我地下黨則希望通過“稅訓班”培養抗日力量，因此極力支持訓練班。金大鵬他們積極活動，招收了二十多名青年學員。金大鵬同青工隊浙西方面的朱聞禮、王化鵬商量，聘他們為教師，得到了全力支持。課程安排除會計知識外，著重講解時事政治形勢和歷史知識。教材內容取材于《上海周報》、延安的《解放周刊》和《民主解放運動史》等革命刊物。開辦“稅訓班”的風聲，自然被反共勢力獲悉，路東凌元培（三青團吳江負責人）于某日突然來實地視察，向縣長興師問罪，認為“稅訓班”是共產黨活動。此時，中統巡回教育團在嚴墓建立了吳江辦事處，進行反共和收集我情報活動。為防止不應有的損失，黨組織決定縮短訓練計劃。1個月后，大部分學員被分配到四鄉稽征點，隨同地下黨開展民運工作。

　　當時，上海特科的同志與浙西地下黨兩條線還不能溝通，因此難以推心置腹地共同研究工作，但相互間配合默契。稅訓班結束后，形勢逐漸惡化。金大鵬向浙西同志通報了情況，說明必須縮小目標的原因，而把原政工隊的人員和受懷疑的外地青年全體轉移到三區去，浙西的同志也同意這一計劃。在這樣的情況下，俞清志敢于接納他們，也確實承擔了風險。到了三區，所有人被分配到各單位。三區，一度成為地下黨隱蔽活動的場所。

　　四、忍痛離開嚴墓

　　1941年3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吳江縣政府內的頑固派也蠢蠢欲動，向革命勢力進行反撲。設在嚴墓水家港村的浙西路東特委駐地遷移至浙江南潯鎮，吳興縣委機關也撤離至浙江雙林。

　　三四月間，國民黨第三戰區大批“忠救軍”涌入嚴墓，新任縣黨部書記長王逸芝與“忠救軍”緊密勾結，要徹底清查嚴墓異黨活動。

　　（上圖為金宇澄的父親金大鵬（28歲，《時事新報》記者）與母親（20歲，復旦中文系大二學生）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形勢嚴峻，上海方面吳成方指示金大鵬他們盡快撤離。但也有人主張干掉王逸芝等五個頑固分子，三區區長俞清志自告奮勇執行這一任務；也有人主張搞暴動，甚至連名稱也已起好，叫“吳江暴動”。為此，金大鵬、肖心正、俞清志、朱聞禮、凌文化、沈文潮以及馬希仁的胞弟馬希賢等十余人，借馬希仁生日之名，到章浜馬希仁家住處聚集商議。經過對敵我雙方形勢的分析，且上級已有立即撤退的明確指示，大家商量下來都同意停止暴動。深夜，眾人散去，只留下金大鵬、朱聞禮、凌文化等人“內部”商議，并再次談到“暴動”的問題，一直到天亮才統一思想。在充滿悲憤而又緊迫的時刻，大家流露了同志間的深沉感情。最后，雙方攤牌，說明大家都有“組織關系”，凡是能帶走的青年，雙方各自帶走，全部路費統一向肖心正領取。這是中共地下黨在嚴墓的上海特科系統和浙西系統的黨組織人員第一次正式向對方公開身份后的商談，也是分別前的最后一次談話。

　　如電視劇《潛伏》中的余則成一樣，金大鵬和戰友們也時刻處在危險中。章浜會議后，蘇浙特別支部書記朱聞禮決定，嚴墓支部的王化鵬、沈步青等人轉移去新四軍六師，就在他們離開三區駐地，準備經新塍去解放區的途中，突遭鬼子“清鄉”部隊的搜查，不幸被捕。因關押地點不明，黨組織無法營救。后沈步青越獄，并帶出王化鵬在火柴盒上向組織和同志決別的短詩《布谷鳥又叫了》，王化鵬因傷重無法行動被日軍殺害。因情況危急，朱聞禮、陳友群、沈步青、姚慕征等奉上級指示去新四軍六師；金大鵬、肖心正等則先后回上海。

　　三個月后，“嚴墓慘案”發生。曾與金大鵬并肩作戰的沈文潮、虞仞千、袁璋、馬希賢、俞清志等一大批革命志士被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殘忍殺害。

　　金大鵬回到上海后，受吳成方直接領導。他先后化名丁弢、程維德等，又繼續在白色恐怖中潛伏，為我黨搜集、傳遞重要情報。

　　（參考材料有：《戰斗在水鄉》《崢嶸歲月話桃源》，金大鵬《故鄉瑣憶》《黎里—蘇州—震澤—嘉興—杭州》，金大鵬同志復殷安如信、肖心正同志復殷安如信，金宇澄《回望》等）

　　（圖為位于吳江黎里古鎮中金家弄5號的“繁花書房”）

　　（姚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