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社“閃現”的新啟示

□ 凌龍華

　　今年是新南社成立一百周年。

　　2013年，蘇州吳江區政協與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聯合舉辦了“新南社九十周年紀念”研討會，南社研究權威楊天石先生題寫了論文集名，時任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會長王飚作序稱“‘紀念新南社成立研討會’是歷史上第一次”。

　　2023年5月，吳江區南社研究會在綢都盛澤舉行“紀念新南社成立一百周年研討會”，站到“新時代”與“百年紀念”的角度，重新審視新南社的得失。蘇州是南社發源地，新南社主帥柳亞子為吳江人。筆者參與組織上述活動，親歷全程。

　　如果說南社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座進步文化大本營或燈塔，影響深廣；那么新南社可能只是曇花一現或流星一閃，存在時間不過一年多，給出的信息與啟示卻是巨量。

　　歷史有坐標，那是歷史事件；歷史也有標桿，那是歷史人物。被稱作南社靈魂的柳亞子，始終在場，且沖在最前列。是創立者，也是揮手作別者，還是一位回首總結者。對新南社，柳亞子有著特殊情結，這對我們解讀新南社現象與重新認識新南社價值，具有特別的“解鎖”作用。

　　柳亞子在親擬的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稱：“要認識新南社的真面目，非曉得十五年來舊南社的歷史，和五四以來我們和新文化運動接近的事實不行。”

　　在世界潮流激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鼓舞下，“南社里的一部分人，斷不愿為時代落伍者”，于是，新南社由柳亞子等人于1923年5月發起、10月正式成立。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新南社利用了南社的基礎，“是舊南社中的一部分舊朋友，和新文化運動中的一部分的新朋友，聯合起來，共同組織的”。

　　一方面，新畢竟取代了舊，超越了舊，系“時代性躍遷”。柳亞子論：“新南社正式宣告成立以后，南社便已成為歷史上的名詞。”1936年寫給曹聚仁的信中斷定：“無論如何，新南社對于南社，總是后來居上的。”并從新文化與文學革命的角度闡述：南社始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是詩的”；而新南社好像已經走出浪漫主義的范圍，“卻是散文的”。《新南社成立布告》響亮宣言：“新南社的精神，是鼓吹三民主義，提倡民眾文學，而歸結到社會主義的實行。對于婦女問題、勞動問題，更情愿加以忠實的研究。”

　　另一方面，新南社包涵在廣義（文化意義）的南社中，承前啟后。1935年成立的南社紀念會，其宗旨即為“紀念南社及新南社過去在文壇歷史上之光榮”。柳亞子續任會長，發表的宣言中明確指出：“南社的文學是絕對不需要復活的了，南社的精神卻還有可以紀念的價值”，“新南社和南社，性質雖然不同，精神卻是一貫的。我們現在紀念南社，也就包括紀念新南社的意義在里面了”。直到1949年4月，在北平中山公園，柳亞子主持了“南社、新南社聯合臨時雅集”，任主席。

　　有了前后參照，再來審視新南社，其光耀更顯明。柳亞子說：“南社的成立，是以中國同盟會為依歸的；新南社的成立，則以行將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為依歸，在契機上可說是很巧妙的了。”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會長王飚先生說：“新南社雖然只存在于歷史的瞬間，卻對于考察新文化運動在地區層面的傳播和影響，對于探究國共合作在基層和在文化界的發展等等，都具有歷史解剖學的意義。”

　　——新使命，現代性。

　　新南社宗旨有四項，概括起來是“兩種使命”：一是批判性繼承——整理國學，發揮民族的精神。柳亞子特別聲明：“整理國學，并不是甚么主張華化，迷信國學萬能。”二是放眼看世界——引納新潮，提倡人類的氣節。引納新潮，是新南社最大的出新，超越舊南社之所在。后來又增補一項“指示人生高遠的途徑”，提升到人生觀、世界觀層面，甚至讓人聯想到《共產黨宣言》中的美好愿景“人的自由發展”。

　　新南社肩負“兩種使命”，實緣時代使然，順應世界潮流。《新南社發起宣言》開宗明義：“南社的發起在民族氣節提倡的時代，新南社的孵化在世界潮流引納的時代。”

　　——新作為，先進性。

　　無疑，新文化運動對新南社影響巨大；反之，新南社對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卓有成效。新南社成立之際，正是孫中山先生行將改組國民黨、實行新三民主義之時，革命形勢風起云涌。柳亞子一方面積極投身黨務，另一方面當仁不讓任新南社社長。總編輯的《新南社社刊》，尤其是《新黎里》報，以白話文開道，如一面令旗，引領出吳江地區十種左右“新”字報刊一時齊上陣。

　　南社內訌，本質上是新舊之爭，結果是分裂后的分立。應運而生的新南社，不遺余力為新文學吶喊，為新詩叫好。柳亞子在一封公開信（1924年6月《新黎里報》）中告誡：“舊體詩可以運用新學理新事物，難道新體詩反而不能嗎？我以為詩的格式是一個問題，內容又是一個問題，是不應該混為一談的。……我有一句忠告的話，二十年前，我們是罵人家老頑固的；二十年后，我們不要做新頑固才好，你以為如何？”

　　風云際會，激濁揚清。可以說新南社是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傳統文化向新文化轉換過程中的一個標本。陳望道回憶道：“擬議成立的新南社，是在黨（中共）發起的初期，想把南社改造成新的。”南社的特質聚焦在一個“新”字上，它不是一般的流星一閃，而是一顆彗星光耀貫長空。

　　新南社轟轟烈烈誕生，卻悄無音信終止。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宏觀原因，世界與時代大環境變化，新南社的宏大“宣言”正是應和時代的最強音。中觀原因，南社內訌、新舊相爭，如分立的南社湘集公開以“發揚國學”“（對社刊的要求）均以文言文為準”與新南社抗衡。而最直接也最耐人尋味的原因，恰在社長柳亞子。

　　對柳亞子，詩人、歷史學家郭沫若有一個精辟評論：“是一位典型的詩人，有熱烈的感情，豪華的才氣，卓越的器識，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

　　思想激進，行為率性。有“人中麒鳳”“今屈原”美譽的詩人，不免“以革命先進自居”。晚年發生的那段“牢騷詩”公案可反過來作一注。作家夏衍對此感嘆：“浪漫主義詩人和現實主義政治家之間，還是有一道鴻溝的，亞子先生實在也太天真了。”

　　1909年，早在南社第一次雅集時，柳亞子即因唐宋詩之爭與人論戰，盡管“爭不過，大哭”。后又斥逐同光體詩人，致南社“內訌”。1912年南社第七次雅集，柳亞子提議修改南社章程，改編輯員三人制為一人制。他說：“我覺得南社的編輯事情，老實說，除了我以外，是找不出相當的人來擔任的。”并毛遂自薦：“這是為了南社的前途，我認為用不著避免大權獨攬的嫌疑。”1914年第十次雅集，條例最終修訂為：“本社設主任一人，總攬社務，并主持選政，由社友全體投票公舉。”

　　“一人制”帶來雙重效應：一是體現擔當，另一方面則造成無人接替。南社如此，新南社更如此。

　　1923年底，柳亞子以同盟會老會員資格加入即將改組的中國國民黨。1924年8月柳亞子受命建立國民黨吳江縣黨部，主持黨務。因為要追隨孫中山的國民黨從事革命的政治活動，遂無暇顧及新南社工作。柳亞子自我解釋：“我們知道……要革命，非喚起民眾不可，于是替方新的中國國民黨努力，連新南社也丟在九霄云外了。這便是新南社停頓的真原因。這樣，新南社從成立到停頓，有一年半的壽命。”在《新南社的始末》一文中，柳亞子直截了當說明：“從第三次聚會以后，就沒有舉行聚會，新南社就此無形停頓了。因為我已直接參加中國國民黨的斗爭，無暇再做外圍工作。”南社老人鄭逸梅在總結南社紀念會同樣不了了之時，也曾不客氣地說了這樣一句話：“總之亞子的精力不濟，是主要原因吧！”

　　因為“一人”之故，社團便無從續存。新南社“閃現”又“閃失”，或能給出如下的啟示與警示——

　　首先，革命先行者義不容辭走在時代前面，用先進思想、先進文化來啟蒙大眾，激發社會進步。這是進步知識分子也是傳統意義上的“士”之公共擔當，“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當代知識分子不可丟棄這份可貴的大擔當。

　　其次，不忘本來，走向未來。文化自信是根，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當不斷提煉，發揮；文化自覺是邁向世界、邁向現代化的必要。兩者不可偏廢，一旦割裂，發展就斷鏈，創新更難實現。同時，必須強調，世界性、現代性，是文化轉型、文明攀進的必由。

　　第三，組織必須建立在制度層面。權職不能獨攬，“激情”“激進”不能替代制度（規章）的制訂與落實。詩人的理想主義必須與事務的現實主義相調和。那種“一人制”與“押寶”式的組織方式，或能取得一時特效甚而創造奇跡，但不可持續，更不可靠。

　　（作者為蘇州吳江區政協原文史委主任、吳江區南社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