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學明和我同在一個單位,但由于這個單位比較大,平日里各忙各的,交流的機會并不多。前兩年的一個夏天,上海一位老詩人來寧,我請學明一道作陪,那天算是聊得較深的一次,他特地帶來兩本詩集送我。今年在一塊又聚了一次,他拿了最新出版的三卷本《龔學明的詩》給我。再加上不久前向他討要的據說賣得很火的《爸爸謠》,這樣我就有了學明簽贈的六本詩集。書都是大部頭,很重,我把它們背到了這一段較多居住的盱眙鄉(xiāng)間來,放在床邊的書桌上,不時地取一本挑幾首詩來讀。
學明在寫詩的路上出行很早,20歲還在南大歷史系讀大三時就在當時國內最有影響的《詩歌報》上發(fā)作品了。27歲安徽文藝出版社就給他出了第一本詩集。后來由于工作的原因,他大量的精力放在跑線索、寫新聞上,兼出過幾本詩歌以外的作品,有紀實文學、散文和隨筆等。但在他心中,詩歌有著不可取代的地位。百川競流終歸海,他對包括新聞在內的其他題材的涉足與探索,似乎都是為他創(chuàng)造更優(yōu)質的詩而做準備的。進入五十歲以后,他在這個一生為之奮斗的制高點上開始真正發(fā)力——在國內一些重要的文學刊物和詩歌刊物上他以出色的詩篇頻頻亮相,同時以超過一年一本的節(jié)奏密集性地推出他的詩歌集。我忍不住地要為他列一下書單:2017年由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了《冰痕》;2018年由南京出版社出了《白的鳥,紫的花》;2019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了《爸爸謠》;2020年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了《世間萬物皆親人》,由南京出版社出了總名為《龔學明的詩》三卷本(書名分別為《誰給了我紅漿果》《閃電》和《不可復制的旅程》)。前后八本詩集,厚厚的一摞,總篇幅至少在1000首以上。記得學明在一本詩集的自序中,曾就一個詩人寫作產量的多寡談過自己的看法,大致意思是說,倘無一定的“量”,便很難評估它的“質”。這個觀點我以為應當是能成立的。一個詩人可能只有一首或兩首詩能真正被世人記住或流傳下來,但這個詩人一定不會就只寫了這一首或兩首詩。“量”是一個很重要的評價尺度,它需要時間、意志和多方面的因素來成就。學明以如此可觀的量,無疑構成了他在當今中國詩壇一個無法忽略的存在。
有了“量”以后自然還要考察它的“質”。從我拿到的這幾本詩集里我看到了一批詩壇大咖的名字,他們不約而同地站出來,為這個顯然有著特別天賦的詩歌同道叫好。比如今已八十六歲高齡的著名詩評家葉櫓先生從學明的知識結構和藝術追求上,看出他“對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關聯(lián)”既“有所接受”,又“有所保留”,認為這恰恰“形成其詩作意象上的個性化”。另一位受人尊敬的老詩人馮亦同先生對學明詩中所透溢的“血濃于水、骨肉情深、恩重如山這些傳承著生命信息、古道熱腸的詩意情懷與美學真諦”倍加贊賞,指出“他始終不渝的對于美的追尋、對于善的堅守”,是“一個純粹的詩人的宿命”。《詩刊》前主編、著名詩人葉延濱稱“龔學明像一個燃燈者,以自己的心點燃他人的心”,“照亮這個世界”。廣東省作協(xié)副主席、著名詩人楊克評價學明“在父親病痛和去世時寫下的112首詩,是新詩中的獨有文本,哀慟與絕望挾裹熾熱的人子之情噴涌”。特別是2019年4月出版的《爸爸謠》則更是把一批名頭極響的詩人都擊倒了,贏得他們的一致好評。胡弦這樣說:“它成功建構了詩人獨特的心靈地理志,使親情在被賦予更多形而上的內涵時,不失真,有種穿透歲月的感人力量”。車延高稱其“藝術的空靈在思維的回味無窮中抵達,讓從不喪失理性的眼睛潸然淚下”。林雪評價它是“一部平民史詩”,“以日常、平常甚至庸常的生活美學代言英雄豪杰卓越的世間傳奇”。郭建強認為這是“百年新詩唯一專注獻予父親的詩集”,“在講述與感受、分析和分辨、悵然和深愛中,讓一代中國人父親的形象回歸于真實,展示了一種平凡的力量;也讓詩歌散發(fā)出具有人性溫度的熱量和光芒”。
這樣評述者的名單還可以繼續(xù)排下去,其中一部分是作家和詩人,如現(xiàn)任《詩刊》主編李少君、卸任不久的江蘇省作協(xié)主席范小青、上海市作協(xié)副主席趙麗宏、四川省作協(xié)副主席梁平、廣西壯族自治區(qū)作協(xié)副主席盤妙彬、《深圳詩歌》執(zhí)行主編李犁等;另一部分是著名的研究學者,如南京大學孫江教授、南通大學王志清教授、湖南科技大學吳投文教授、南京理工大學張宗剛副教授、評論家孫思、博士后荒林、南京財經大學遠心副教授等。他們以各自不同的視角和評述方式,對龔學明的詩歌創(chuàng)作及其風格特點給出了極高的評價。有幾篇文章在專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進而提出龔是“中國現(xiàn)代主義親情詩歌寫作第一人”的說法。我的理解,這個第一,不光是指其這方面進入的專一,更是指他這類作品在觸及靈魂的審視上,做到了厚重深刻、幽玄澄明,有人所不及的高度。
“量”和“質”共同呈現(xiàn)的出類拔萃,表明龔學明作為這個時代的詩人,已走在了令人矚目的國家第一方陣里。而建立這樣一個認識上的定位,對于我們閱讀和體會他具體的作品,無疑有著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