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把民族的怒吼譜成抗日的戰歌

　　“咱們工人有力量！嘿！咱們工人有力量！”烽火歲月里，從開封到延安再到東北，他的腳步走遍大江南北，一首首富有時代特色的革命歌曲從他筆底流出，傳唱于長城內外。

　　他就是著名人民音樂家馬可，江蘇徐州人。民族存亡之際，19歲的馬可毅然拋棄了科學救國的幻想，決心以音樂啟迪民眾抗戰救國，走出大學的高墻深院，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踏上了革命音樂之路。

　　馬可病重時給子女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對你們的希望，已經通過我們一生的道路表達出來了。”馬可將他的一生默默地留在了他的作品中，留給了他摯愛的祖國和人民。

馬可

　　一個學子的覺醒：

　　做“大時代”里的“真漢子”

　　1918年，當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吹起春風，馬可出生在江蘇省徐州市。“小時候，馬可閑暇時會用高粱稈自制音樂玩具；升入中學后遇到音樂老師劉克正后，他更是如魚得水，開始在業余時間學習二胡、琵琶。”《寶塔山下江蘇文藝人》作者，南京圖書館館長、教授陳軍告訴記者。

　　1935年，成長為一名青年的馬可崇尚科學救國，以優異成績考入河南大學化學系，立志做門捷列夫、居里夫人那樣的化學家。

　　在馬可進入大學三個多月后，北平爆發了震動全國的“一二·九”運動。消息傳來后，開封各校學生代表成立開封學生救國聯合會。馬可第一次走出象牙塔，參與了開封萬名學生集體“臥軌請愿”。他后來回憶這次經歷時說：“對我來說，革命歌曲給我上了革命的第一課，它把我這個不問政治的好學生從實驗室中拖出來，唱著‘工農兵學商，一起來救亡’，參加‘一二·九’運動。”

　　馬可決心要以歌唱、演劇等為“武器”，號召民眾投入抗戰。他把自己在實驗室留影的照片撕掉，貼在筆記本中，又在旁邊鄭重地寫道：“在這大時代里，不怨天，不怨人……是漢子，就該自己創造自己！”

　　“七七事變”爆發后，馬可發起并組織了河南大學“怒吼歌詠隊”，編選教唱抗日歌曲。“1937年9月初，馬可和‘怒吼歌詠隊’演出歸來，剛進校門就聽說他敬慕已久的作曲家冼星海隨‘上海抗敵演劇二隊’到了學校大禮堂。”陳軍說，在河南大學期間，冼星海還親自指點過馬可作詞作曲的《保衛我們的平津》。

　　就這樣，馬可在火熱斗爭生活中邊學習、邊創作、邊實踐，不斷提煉升華自己的作品。1939年，馬可在日記中寫道：“我和從前的同學比，是落伍了、退步了。可是我有一個重要的收獲，那就是：我認識了那些真正的國家主人翁，但同時卻是被壓榨著的勞苦大眾。我希望抗戰的火線擴大到全國每一個角落，使我們在這大斗爭中徹底洗刷，從頭創造！”

　　蛻變只用了兩年，從充滿青春理想的懵懂學生成長為胸懷家國的進步青年，馬可找準了自己一生為之奮斗的方向。

　　1940年1月，在冼星海的鼓勵和支持下，馬可偕夫人楊蔚與一批愛國青年一道，沖破國民黨的重重封鎖，來到延安，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魯藝音樂系。

河南大學怒吼歌詠隊的全體成員（前排左五為馬可）

1942年，馬可給魯藝音樂系學員講課

　　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轉變：

　　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

　　“花籃的花兒香，聽我來唱一唱唱呀一唱。來到了南泥灣，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80多年過去了，每當耳邊響起《南泥灣》的旋律，人們依然能通過輕快的旋律和鮮活的歌詞嗅到南泥灣山谷里的香味，感受到當時軍民參加大生產運動的熱情。

　　作曲家喬佩娟說：“如果我們的作曲家們都像馬可同志這樣，寫出老百姓一聽就高興、一聽就感動、一聽就激動、一聽就振奮的曲子，那才叫了不起的人民音樂家，而馬可就是這樣的音樂家。”

　　馬可“為人民而歌”的信念萌發于1942年，那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5月30日，毛澤東親臨魯迅藝術學院，作了“文藝為工農兵大眾服務”的重要講話。馬可記下了當時的情景：“這消息，像閃電一樣傳開去，人們忙從滿山的窯洞里走出來，攜著小凳子，夾著筆記本，提著墨水瓶，爭先恐后地去禮堂集合。禮堂小，人又多，報告會不得不改在操場上舉行。這日，天上飄著蒙蒙的細雨，但操場上擠滿了烏壓壓的人群，歡騰的歌聲壓倒了綿綿的春雨。毛主席走進密密的人群，在一張小桌旁站定，微笑地環視著大家。全場鴉雀無聲，馬上安靜了下來。”

　　毛主席給魯藝的師生們講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講了文藝和人民的關系，講了提高和普及的關系，號召魯藝師生深入火熱生活，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為“最廣大的人民大眾”服務。這深深改變了馬可初入魯藝時，只想在教室中和書本中鉆研音樂知識的想法。

　　1個月后，在陜甘寧邊區民眾劇團赴各地巡回演出的隊伍中，總有一個一米八的大高個扛著劇團的大旗在隊伍前頭走，那就是被派去劇團的馬可。他的女兒馬海星說：“那時候的父親草鞋磨破了，就光著腳從這個村走到那個村，冒著雨仍然充滿著熱情，現在我們都不敢想，覺得不可思議。”

　　邊區的軍民成了馬可創作的主題。在《南泥灣的春天》一文里，馬可回憶說：“我以贊頌的心情為賀敬之一夜間寫就的《南泥灣》譜了曲，贊頌這些英雄的事跡和性格，贊頌英雄們創造的這些秀麗清新的山川田野。”

　　馬可與南泥灣的淵源始于他奔赴延安的途中。在元宵節的晚上，馬可曾與南泥灣遙遙相望，那時候的南泥灣還是一片望不到頭的黑黝黝的荒涼山林。在《南泥灣的春天》中，馬可回憶：“老鄉向我們說：‘前面不遠就是南泥灣了，那里就是解放區。可是那里也沒有人家，是一片老梢林，和這里一樣。’”

　　來到延安3年后，又是一個元宵節過后不久的夜晚，當馬可背上行李，拿著樂器再次來到南泥灣，在八路軍第三五九旅戰士們開荒屯田后，這片土地徹底改變了模樣。

　　1943年1月22日，新華日報《為什么一群平常的人會做出不平常的事？山中一年》一文中寫道：“有山，有水，有果木，有藥材，有叢密的森林，有山羊野雉，有芳草奇花，有廣闊的川地，可耕的荒山……它是陜北的‘江南’啊！”

　　在南泥灣住了十幾天，馬可與戰士們一起勞動，砸掉冰層、刨掉老樹根、翻開黃土，身體力行“把南泥灣變成陜北的好江南”，每時每刻感官和思想都充滿了新鮮的感覺。

　　《南泥灣》就這樣誕生了。歌曲采用中國古典詩詞中“起承轉合”的方式，音調則融合了陜北民歌和江南民歌，前半部分曲調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歡快跳躍，很快就從陜甘寧邊區傳唱開來，深深地鼓舞了正在抗戰中的全國軍民。

1943年1月22日《新華日報》

1949年5月8日《新華日報》

　　一個音樂家的所求：

　　用群眾的語言表現群眾的感情

　　“馬可對于民族音樂的吸收、轉化、再創造，是以他對民間音樂的深刻認識和理解為基礎的，他的理論來自于他豐富的創作實踐。”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南京市音協副主席許志斌告訴記者。

　　在延安期間，馬可對民間音樂產生了深厚的感情。有一次他隨著一個劇團到定邊、清澗一帶巡回演出，在窯洞里，看到老漢、婦女、青年和娃娃，頭上包著手巾，站在炕上表演當地人喜愛的秦腔、道情、信天游等民歌。從此，馬可拜那些民間藝人為老師，如饑似渴地學習。

　　后來馬可在音樂學院給學生講課時曾說，他非常反感學生只翻一本民歌集，找一個旋律當主題就寫，“其實你課上學一百首，遠遠比不上你在老鄉炕頭學的一首。因為在那種學習當中，你是把情感全都融進去了。”

　　馬可發起組織了“中國民歌研究會”，采集、記錄大量民歌和民間音樂，其中包括《黃河船夫調》《藍花花》《攬工調》以及多首“信天游”，改變了兩千多年來民歌、歌謠流傳下來的只有唱詞、沒有樂譜的缺憾。

　　“這是魯藝師生為20世紀中國傳統音樂的傳承保存立下的一項世紀之功。對于馬可本人而言，則成為他當時以及后來寫作歌劇音樂的寶貴資源。”音樂學家、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研究員喬建中說，在這樣反復與民間藝術家的接觸中，很自然地釀成了馬可對中國傳統音樂真誠敬重、虛心學習的精神。

　　馬可將這些散發著泥土芬芳的藝術原材料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歌曲《咱們工人有力量》將傳統的號子與西方進行曲相結合，展現了干勁十足的工人形象；秧歌劇《夫妻識字》中，用“迷胡曲調”和“陜北道情”宣揚學習新知、健康生活的新時尚；歌劇《小二黑結婚》更是創造性地運用傳統戲曲的板腔體結構，解決了中國歌劇中“腔與詞”“劇與樂”的核心問題，為中國歌劇創作指明了方向。

　　1949年5月8日《新華日報》刊登的文章《“白毛女”觀后》中說，“白毛女”的確創造了自己的形式，它糅合與揚棄了平劇、秦腔以及其他地方劇。樂器方面，運用了鑼鼓、二胡、胡琴、口琴、提琴、鋸琴等等，隨著劇情的變化和舞臺氣氛而配合適宜于表現當時情景的幾種樂器，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用群眾的語言表現群眾的思想感情，可能正是《白毛女》成功的精髓之一，也是父親在他人生和藝術道路上矢志不移的追求。”馬海星說，這一追求也表現在他對民族文化、民間音樂的深愛與終身堅持上。 

（江南時報記者 錢海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