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漾無錫 風月無邊第三編：千年古吳都

　　無錫是太湖流域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經歷了漫長的舊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孕育和積淀，一片澤國的錫地開始有了起色。“錫”字在古代有“賜福”之意，與金屬的“錫”無涉；“無”字則是吳語中的發聲詞，并無實意。也有人認為，“無錫”是“吳墟”的訛音，在吳語中二者發音確實比較接近。無論如何，無錫與“勾吳”是絕對分不開的。

　　1.泰伯南奔立勾吳

　　吳文化是無錫重要的歷史文脈。司馬遷的《史記·吳太伯世家》，以近5000字的篇幅，記述了勾吳古國自公元前11世紀初發端、至公元前473年滅亡的長達650余年的歷史。言及吳國起源時，司馬遷記曰：生活在岐山腳下的周族，其首領周太王育有三子：泰伯、仲雍、季歷。按照祖制，泰伯最有資格繼位，但“季歷賢，而有圣子昌（姬昌，后來的周文王）”，所以“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二人理解父親的愿望，借口采藥而離開了家鄉，跋山涉水，來到荊蠻之地的江南。“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勾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余家，立為吳太伯。”泰伯、仲雍兄弟來到江南之后，“文身斷發”，融入當地，受到土著們的擁戴，從而被推舉為部落首領，一個名叫“勾吳”的新部落由此誕生了。

　　“泰伯奔吳”的事件發生在公元前11世紀初。泰伯兄弟最終定居的“古梅里”，據史學家考證就是今無錫東部的梅村一帶。無錫由此成為勾吳古國的發祥地。勾吳首領傳至第五任周章時，恰值武王伐紂滅商，周章由此獲封“吳侯”，“勾吳”由此成為東南一隅的諸侯，也由部落升格為侯國。歷經六百余年發展，“勾吳”終于在第二十四任吳王闔閭時期，以強勢姿態登上了“霸主”之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從勾吳開創者泰伯、到末代君主夫差，一共歷經了二十五任君王。可以確認的是，從泰伯到第十九任吳王壽夢，吳國的執政中心始終位于“梅里”而未曾遷都。壽夢時期，“初通中原”“吳國始強”，吳國開始稱王。壽夢的繼任者、其長子諸樊，于是有了打造新都的想法，《史記》載“壽夢卒，諸樊南徙吳”，然而，這個“吳”并非今天的蘇州城。雖然，對此爭議頗多。不過，梅里古都并未廢棄，仍然是古吳國的都城之一。直至吳王闔閭在閭江口建造新城時，梅里仍然被沿用。伍子胥主持建造的閭江闔閭城，在夫差十四年（公元前484年），被越王勾踐所毀，今只存古城遺址。夫差就是在那時，正式徙居姑蘇。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二十五任吳王絕大多數執政時期都是立鼎錫地，故此“千年古吳都”之說是站得住腳的。

　　泰伯成全父親心愿，審時度勢、南奔吳地，既為周族的權力和平交接創造了條件，也為自己在江南開拓了一片新的空間，可謂明智之選。縱觀數千年文明史，武力興替、手足相殘，幾乎成為歷史上權力更迭的主要方式，而睿智的泰伯卻能順勢而退，推動了部族王權的順利交接，這在歷史上實屬罕見，因此備受稱頌。《史記·吳太伯世家》中，司馬遷引用孔子的贊語說：“泰伯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從此，吳氏宗親們便自稱“至德宗親”。泰伯筑城守民，開荒拓土，理水墾殖，傳播禮儀，也成為吳地百姓心中敬仰的歷史人物。無錫鄉俗中，每年正月初九是新年里的第一個節場（集市、廟會），因為這一天是泰伯的生日，人們用這種方式一直銘記著這位開吳的先賢；每年的清明節，無錫民間都會自發制作一種“清明團子”，一青二白，三種餡料，這一習俗也是為紀念泰伯的“三讓王位”和清白為人，因為三月初三清明日恰是泰伯的忌日。坊間，也有“西有黃帝陵，東有泰伯墓”和“北方第一府，南方第一家”之說，將泰伯與黃帝、孔子相提并論，足見泰伯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自2007年以來，無錫每年都會舉辦祭祀活動，《泰伯祭文》這樣贊美道：巍巍泰伯，功德何隆！三讓天下，古今傳誦。南奔荊蠻，勾吳斯隆。斷發文身，大義為重。耕織漁獵，術業事功。開鑿伯瀆，萬水匯通。演樂修禮，尚德啟蒙。文脈綿延，俊彥盈充。舒卷華章，融會菁華。泰伯恩澤，浩浩無終。始于泰伯讓王的“吳文化”，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抹上了一筆濃重的道德色彩，太史公司馬遷顯然也是滿懷敬意，將《吳太伯世家》列于《史記》30篇“世家”的第一篇，所以“吳氏”也被稱為“世家第一”，鴻山泰伯陵墓的石牌坊大門上鐫刻的正是這四個大字。后人從來沒有忘記這位先賢，泰伯去世一千年后，東漢的恒帝敕令吳地太守糜豹為泰伯建祠立廟，梅村的泰伯廟、鴻山的泰伯陵，都是建于那時。清代康熙、乾隆南巡時，也都曾欽筆為泰伯廟、陵題額“三讓高蹤”“至德無名”。今天泰伯廟、泰伯陵一起被列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正月初九的廟會也升格成了“泰伯文化節”，并成為國家級“非遺”。

　　泰伯、仲雍兄弟南奔的意義，不僅在于建立了勾吳，開啟了江南新的文明，重要的意義還在于，在遠古嚴重閉塞的背景下，打通了周原、江南兩個遙遠板塊的交流互動，開啟了吳地打破封閉、接納異質文化的先河。這種開放、融合與接納，推動著太湖流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

　　2.無錫水系勾吳鑿

　　泰伯來時，太湖流域水網密布，湖沼遍野，雖為平疇沃壤，但水患頻仍，不宜人居，是故司馬遷謂之“地廣人稀”。江南地區的經濟文化起步，亦晚于中原地區。商周文明成熟之時，吳地尚處蠻荒。泰伯兄弟的到來，使中原文明與江南土著文化有了一次跨時空的歷史性邂逅，為吳地帶來了新的文明曙光，也為這片溫潤靈性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據東漢《泰伯墓碑記》，泰伯到來后，“筑城郭以為藩衛，穿澮瀆以備旱潦”，在地勢較高的梅里構筑了一座周長“三里又兩百步”的夯土城（人稱“泰伯城”），以筑城守民，安君護民；以歌為教，傳播禮儀；開溝挖渠，教授農耕。同時，泰伯根據地貌特點，以“梅里”古城為中心，向東西兩端延伸開去，開鑿了一條83華里長的泰伯瀆，疏通水系，匯通百瀆，“以備旱澇”。《無錫縣志》曰：“泰伯瀆，去州東五里，貫景云、太伯、梅里、垂慶四鄉。西枕官河，東通蠡湖，又東達于濠湖，入平江界”，東連漕湖，西至城南運河的清名橋，鑿成之后一直是蘇錫之間的重要水道，后來也是吳軍征伐出行的水道之一。隋運河開鑿時，隋煬帝對江南河道進行了“去彎取直”，伯瀆河的運河功能才逐漸弱化。泰伯還在梅里附近地區養鴨牧麋，開啟了錫地畜牧飼養之先河，今錫山區鴨城橋和后宅鎮東坊橋一帶，“鴨城”“麋城”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3.千年運河始伯瀆

　　伯瀆河，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條人工河道。中國運河史專家嵇果煌在《中國三千年運河史》中指出：“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獻記載，我國歷史上最早開鑿的運河是太伯瀆。太伯瀆亦作泰伯瀆。……其開鑿的時間約在商朝后期，經后世多次重開，至今尚存，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民國時期，我國著名水利史專家武同舉的《江蘇水利全書》，在論及“運河起源”時，也說“征諸歷史，最古為太伯瀆。”可見，中國大運河的“第一鍬”，非伯瀆河莫屬。伯瀆河汩汩流淌，一路蜿蜒分合，沿途串連起“尤瀆”“東亭河”“坊前河”“鄒莊河”等許多自然河瀆，不僅“匯通百瀆”，且在后世形成了逐漸一個以古梅里伯瀆河為中心的通達水系，向西有通往楚國的胥溪，向東有通往東海的胥浦，向南有溝通越國的百尺瀆，向北則有通往中原的邗溝（山陽瀆），可謂“水水相連，路路相通”。伯瀆河及其延伸支脈，還溝通了太湖與運河，連通了長江南北岸。一千多年后，當隋唐運河全線貫通時，這些古運河順理成章地被納入隋運河系統中，成為隋唐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第十九任吳王壽夢時期，吳國開始強大，發出“躋身諸侯，同享尊榮”的強音。壽夢“初通中原”的西北之行，收效重大。在魯國觀賞到的一場華美的宮廷樂舞，激發了壽夢的強國夢；從晉國引進的先進戰車和弓弩，更使吳國軍事實力大大增強。這一時期，吳國對運河的依賴程度極大提升，原有河道已無法滿足需要，而冶鐵技術的發展，讓吳人的運河開鑿變得簡單。漢代劉向的《說苑》，曾記錄了吳王余眜時期（前548--前531），“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繡衣裘服以迎晉使”的宏大場面。今天來看，這顯然是不足取的“擺闊”和“炫富”，但背后憑借的卻是寬闊而通暢的運河。在吳國，舟船是一種征戰工具，也是榮譽和精神的象征。闔閭時期，吳國曾建造了一艘體量巨大的指揮船——“艅艎”，三層樓船，長40米，可載員600余人。要將如此巨大的艦船開到長江的裕溪口，沿途所經過的，絕非是那些小河淺水。由此可見當時的運河規模。

　　4.吳古故道水流長

　　歷史上，被記載最多的開河者，是末代吳王夫差。在后人的眼里，夫差是一位不合格的君王。他驕奢淫逸，放虎歸山，錯殺良臣，窮兵黷武，父親闔閭交到他手里的是一個強大的吳國。然而，才短短23年，就滅亡在了夫差的手里。然而，夫差卻是一位出色的運河開鑿者。在其執政期間，為了爭戰稱霸，夫差不僅開鑿了邗溝、疏浚了泰伯瀆，還打造了一條“吳古故水道”，整合出一個江南運河網。

　　《史記·河渠書》說這條吳國古水道，位于“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可行舟，有余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又據《越絕書·吳地傳》，這條吳古故水道始自蘇州平門，經護城河后，進入射瀆（蘇州西北的長蕩），出漕湖，至上無錫惠山，過梅亭（梅里，今梅村），進入常州東部的陽湖，再經過漁浦（江陰利港），進入長江，抵達廣陵（揚州）。這條吳古故水道，在今無錫境內長約150余里，占總長度的3/4以上，是無錫境內河道的重要組成。當年的古吳國，正是憑借這些通達四方的水道，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于越，所向披靡。這些古吳時代留下的老河道，讓后來的無錫，受益無窮。不僅滿足了溉田沃地，泄水排澇，“不可一日廢舟楫”的水上生活，也養育了無錫先民機智靈活的群體稟賦，教會了先民敏于觀察、善作判斷、懂得進退，順應外部環境的各種變化，及時抓住機遇，適時調整航向。

　　可以說，古吳國改造了無錫的地緣，而吳文化留下的精神財富，更為無錫注入了靈魂與神韻。

　　（莊若江，江南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著名文化學者，散文作家、紀錄片策劃人和撰稿人，江南大學江南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南家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文化紀錄片《說吳》《惠山祠堂群》總撰稿，出版《江南詩性文化的多元解讀》《工商脈動與城市文化——以無錫為例》《江蘇地方文化史·無錫卷》等專著和散文集《坐看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