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見著二零二四年又快過去了。凝視歲月長河，我忽然間想起了四十年前在文聯當圖書管理員的一個短暫經歷。

　　那是一九八四年七八月份，我參加完高考從鎮江來到在南京工作的父親身邊。我從小在鎮江上學，寒暑假的時候會到南京生活一段時間，父親的一些同事朋友也因此在我小時候就認識我。這回來到南京，見我已經高中畢業，長成一個大小伙子了，他們更多了一層不一樣的關心——前途。有的人建議，可以利用南京的教育優勢，上上暑期夜校充充電，白天則可以找點事做做，增加一些社會實踐。于是很快，在熱心朋友的鼎力相助下，我到省文聯勤工儉學。

　　記得那時的省文聯在南京建鄴路西頭北側的省委黨校大院內，離朝天宮東門不足百米。我從住地升州路步行穿過倉巷石板路，過了倉巷石拱橋，斜對面東北角就是省委黨校，路程不到一公里。進黨校大門往右轉，不出百步，第一幢三層樓民國時期的磚墻房子，就是省文聯。

　　看到牌子——“江蘇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小城市長大的我才第一次知道有這么一個名稱的單位。我被安排在三樓資料室協助整理圖書。

　　資料室不大，但書架書柜滿是書報雜志。每年，文聯不斷添置新書，有些書只能堆放在桌子甚至地板上。資料室由一位阿姨管理。記得她叫汪家流，當時五十多歲的樣子，個頭不高，比較精瘦，但精神狀態很好，為人特別熱情，十分健談，文聯的年輕人都親切地稱她為汪阿姨。我也跟著這么叫。

　　文聯這里，愛讀書的文化人很多。資料室每天借書、還書的事情不少，工作量挺大的，汪阿姨一個人忙不過來，尤其是新書登記上柜工作需要個幫手。

　　我的任務是協助汪阿姨管理圖書。首要任務就是將購置的新書盡快登記、打碼、制卡、上架。這是一項我第一次做的全新工作。汪阿姨耐心細致地教我如何在登記薄上對每一本書的書名進行規范登記，在每一本新書封三上粘貼借書卡袋；教我逐書填寫借書卡，使用打碼機，在登記薄、借書卡和新書的封面、封底等部位蓋上“省文聯資料室”橢圓印章，用打碼機編碼，等等。工作是瑣碎的，可是規范性要求不低，必須確保章、碼齊全，一書一號，特別是不能漏蓋章、打錯碼、裝錯卡。我學得很快，三五天就成了熟手。登記的圖書，從一開始的每天十幾本、幾十本，很快就多達一百多本。

　　想想那時候，我才十八歲多，體力充沛。每天我會提前半小時左右到單位，把資料室和附近幾個協會的熱水瓶一起提上，到一樓黨校鍋爐房旁邊的熱水間充熱水。充滿水，蓋緊瓶蓋后，雙手各拎三四個水瓶，一腳兩三級臺階大跨步地登上樓，把熱水瓶送歸各自辦公室。再拿起拖把，打濕洗凈后，把資料室以及門外走廊木地板拖一遍。那時正是大夏天，是號稱火爐的南京最熱的季節。忙完這些事，我早已渾身大汗。

　　回到資料室，我把需要登記的圖書搬幾摞，堆上辦公桌，登記、打碼、插卡、上架……開始工作。資料室只有一臺舊的搖頭電風扇，趁上班時間未到，我先定向對著自己猛吹一陣，把汗吹干。上班以后，來資料室還書、借書的人也得靠它去熱，有的人手上還抓把扇子，補風去熱。每天，汪阿姨見我工作很努力，效率又高，很是滿意。有時見我忙得滿頭是汗，就會把搖頭扇的中心區向我偏一點，讓我多吹一些風，并關切地說：小曹，天太熱，時間有的，別太著急。

　　文聯是藝術家聚集的地方，每天到資料室借書、還書的藝術家絡繹不絕。走進資料室，大家都會熱情地跟汪阿姨打招呼、聊聊天，我這個新來的有時也會是話題。每次來有一定分量的藝術家，汪阿姨都會給我介紹這是誰誰誰，諸如有名的導演、歌唱家、舞蹈家、畫家、書法家等等。還時常聽到他們聊天時會聊某某最近拍了什么電影、演技如何，某某的相聲說得好、哪個的舞跳得好、周末在哪個會堂有音樂會……。有一次，音樂家協會的歌唱家來，汪阿姨大聲地給我介紹他，贊揚他的藝術水平，它的名氣，還盛情地讓他當場來一段。這位藝術家也很大方，說來就來，哼唱一曲，唱完大家鼓掌稱贊，讓資料室一時間充滿歡聲笑語。

　　遺憾的是，我那時完完全全是文藝的門外漢。除了上中學時看過幾回學校師生的演出，到電影院沒有看過幾場電影。青少年期十幾年間，經年一回地看過一些露天電影，而且放什么就看什么，沒有選擇，有時為了能夠看一回，也顧不得是不是已經看過，看過的也反復看，比如《紅燈記》《智取威虎山》等“樣板戲”，還有《渡江偵察記》《地道戰》《鐵道游擊隊》這些“打仗片”。現在回想那時侯，看電影，主要的看看故事、看看熱鬧而已，根本不知道什么演員、“演技”之類。所以，汪阿姨他們聊天中提到的那些專業的藝術方面人和事，什么人名、片名、名氣、藝術水準等等，對于我來說，都太陌生了，甚至可以說是一無所知。

　　我就是這樣地，在資料室干著圖書管理的活、耳濡目染關于“文學藝術”的人和事。盡管只是只言片語、囫圇吞棗、云里霧里地被動“旁聽”，卻在漸漸的不知不覺的藝術空氣中接受了熏陶。

　　在圖書登記冊上，汪阿姨發現我的鋼筆字寫得還行。我告訴她，小時候就喜歡寫毛筆字，一直沒有斷過。她聽后十分開心。第二天書法家協會秘書長來資料室還書，汪阿姨便抓住機會向他介紹我，讓他教我書法。秘書長說你先寫點字給我看看。回到住處，我就用父親的毛筆，用普通白紙寫了幾個字帶來。汪阿姨把我領到書協，讓正在伏案創作的秘書長給我指導。這位秘書長名叫田原（字飯牛）。從此我按照田原老師的指點，每天下班回到住處開始臨帖、寫字，實現了人生最早一回在書法家指導下的書法練習。

　　（田原老師）

　　有一個周末，田原老師應邀到南京師范學院(現在的南京師范大學)給大學師生作書法講座，就帶上我一起去。我騎著父親的舊自行車，提著田老師的資料包，第一次走進高等學府。田老師在講臺上講課，我與師生們一道坐在階梯教室聆聽。從筆墨紙硯的選擇，到結字章法、書法作品賞析，我開始系統知道書法與一般寫字的不一樣。那段時間以后，我對書法更熱愛了，在田老師的直接指點下，我的進步也很快。

　　我喜歡寫毛筆字還是蠻早的，大概八九歲，一開始跟著老家讀過“武惠堂”私塾的長者學寫春聯。那時侯文化生活不豐富，生活在農村的小孩子，更是接觸不到太多的文化藝術形式。我寫字，起初是出于好奇而后來了興趣，屬于自發的狀態，是一種低水平的自我放牧。小學三年級開始，小學開始有“大字課”，有老師教寫毛筆字，我是當時課堂上被表揚最多的，只是相比其他同學老師畫的紅圈多些而已，也算不上書法。

　　真正對著經典字帖練習書法，是從田原老師單獨指導的時期起步的。文聯資料室是我結識田原老師的地方。記得那時按照田老師的要求，我楷書每天臨寫《九成宮》，過幾天拿給老師指點。兩年后，開始臨寫行書《蘭亭序》，一步步嚴格按照老師訂下的規矩循序漸進，不碰其他字帖。直到后來走上工作崗位，工作上的事多了，這兩本字帖我始終帶在身邊，雖然不能做到每天寫，但只要有空，還會拿起毛筆臨寫幾頁，讓這個業余愛好不間斷地延續了下來。田老師在書法上使我受益、幫我解惑，引領我走進書法藝術的正路。他后來去了南方城市，我們的聯系就斷了。再后來，從媒體上得知，二零一四年七月，他去世了。時至今日，我的腦海中還時常會閃現他那時的慈祥音容。

　　到資料室上班，汪阿姨知道我每天晚上臨帖練字，跟著田老師一頭勁地學習書法，也聽到田老師偶爾對我的夸贊，非常高興。當時的我，文聯資料室一個小小的臨時圖書管理員，在這樣充滿關愛的藝術氛圍里，心情十分愉悅。然而不多久，高考錄取通知書來了，我要離開南京去上學了。接到通知，我既高興又不舍。汪阿姨聽說我要上警校去當警察了，非常吃驚。臨別時，拉著我的手，悻悻地說，你應該是我們文聯的人啊，怎么會去當警察呢！

　　此后的歲月中，“省文聯資料室”一直以一種溫暖的存在連著我的心；短暫相遇的汪阿姨，成了不能忘卻的掛念。

　　不足月的圖書管理員時光，差不多是我青少年時代最順意最開心的一段時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把它記述下來，并不是擔心自己會忘記，而是為了更近地回味和撫摸那段牽魂的恩情與溫馨。